战争天堂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可以。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也可以。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

1、 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2016）是美妙的電影，最後醍醐灌頂。可惜台灣的譯名破壞了觀眾探索的趣味。

2、電影前段困惑思緒，讓人分不清審判台上的時間究竟是戰爭中還是戰爭後，直到結束前五分之一，男女主角糾葛之中，答案揭曉之前，讓人突然頓悟。

3、法國警察隊長的故事讓人想到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2003）中成為積極忠貞共產黨要員的母親。但是由於他的好色，證明了他單純的一面，他不是貫徹理念的蓋世太保。他的角色形象背負著雙重性：反應法國對於二戰的態度，以及反應他個人的生存策略。

4、俄羅斯的女人拿到護照，可以遠走高飛，這一幕伏筆和悄悄告訴她（Hable con ella，2002）男護士計畫越獄如出一轍。這個女人最終從物質世界中走入精神的解放。

5、德國軍官表現出自我迷戀的心理觀點。自戀的人有兩種防衛自我的方式，一是加強自戀程度，以避免失敗或外界的批評造成傷害；二是改造現實，讓世界符合他的自戀形象。佛洛姆，人的心，第四章、個人和社會的自我迷戀：

我們可以在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那裡找到自戀的特例，這一例子也揭示了健全的人和精神病患者之間的區別。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凱撒，波吉亞、希特勒、史達林、特魯希略——他們都體現了某些共同的特徵。他們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的言詞就是對一切事物，包括生與死的最高判斷；似乎不存在任何局限性可以限制他們為所欲為的能力。他們是上帝，僅僅受到疾病、年齡和死亡的限制。他們試圖通過超越人類生存的局限性這一令人絕望的方式來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並自以為自己擁有無限制的欲望和權力，因而可以同無數個婦女一起睡覺，可以殺害無數人，到處建造別墅；他們想「得到月亮」，「想做一切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這是一種瘋狂的行為，儘管這是想通過自以為別人都不是人的方式來解決生存問題所作出的一種嘗試。這種瘋狂的行為在受害人的一生中不斷出現，他越想成為上帝，也就使自己越來越脫離人類；孤獨使他感到恐懼，每個人似乎都成了他的敵人，因此，為了忍受這種恐懼的結局，他開始增強自己的權力、野蠻行為和自戀。這種凱撒式的瘋狂行為不是別的，正是痛苦的精神病，如果不是出於這個原因的話，即凱撒想利用自己的權力使現實服從其本人自戀的幻想。他迫使每個人都同意，他就是上帝，是最有力量、最聰明的人——因此他那權迷心竅的自大狂似乎是一種合理的感情。而另一方面，許多人都仇恨他，並試圖推翻和殺死他——因此，他那病態的疑慮得到了一系列事實的支持。結果，他不再感到脫離現實——於是，儘管自己處在危險的狀態中，他仍然保持著一點健全的心智。

6、三個角色向你告白，你怎麼說？觀眾不僅是陪審團，觀眾更是上帝，對人物進行縝密的檢視。偉大攝影的基礎：人物，從世界抽離（圖1）一節：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樸素的背景會使拍攝對象從世界抽離並凸顯出來，讓觀看者得以對他們進行仔細檢視。……白色背景下，這些人物的美並非來自於精心打扮及社會地位，而是生活。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圖1）

在影片最后，当女主角奥尔加即将被赶进毒气室前，她挣扎着在通道的墙壁上刻下了一个词——“Рай”。自此，电影的标题在一个残酷且讽刺的时刻得到了呼应。中文译者把它译作了“天堂”，但其实它更准确的意思是“乐园”。在俄语里，“рай”对应的是paradise而非heaven——后者是上帝的居所，而前者是一处上帝用来安放未曾堕落之人的永恒的乐土。在基督宗教里，人类的先祖曾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乐园，这一事件便被称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标志着人类的堕落和原罪；但相应地，经过“末日审判”（Last Judgement），适格的人又将重回那永生永乐之地，这一过程便是“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战争天堂》便是一个关于“末日审判”以及“复乐园”的故事。这一“末日”的情境被放置在了二战时的法国和德国。故事里，三个“灵魂”——俄国女贵族奥尔加、法国警察局长朱尔斯、德国贵族青年赫尔穆特——在审判者面前自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审判者借此“判定”他们是否值得拯救。至于这位审判者是谁，影片没有明说，只在宣判奥尔加的一刻出现了一名男性的声音；至于三人谁最终得救并复归乐园，影片也没有留下悬念。“救一人便救了全部”——代替狱友慨然赴死的奥尔加已然诠释了影片全部的道德力量。

不过，《战争天堂》的震撼之处并非只在于呼唤人性的道德说教，它的思想主题和宗教性背后有着对人性更为复杂的审视。“谁值得被最终拯救？”——这个问题并非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尽管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这是因为电影超越了一般善恶对立的视角，始终强调着一个整体戴罪的下沉世界，一个被施加了集体原罪的“文明”世界：在这个“兽性狂欢的年代”里，雾中弥漫着幽灵，风中徘徊着哀嚎，党卫军敲骨吸髓，集中营里也相互倾轧，契诃夫的妻子死在了契诃夫崇拜者的手里；没有真正的无辜者，所有人都背负原罪，所有人都马不停蹄地奔向那个命运终结的时刻。

另一方面，接受“审判”的三个人物又各有复杂的内核，你很难说他们中谁代表了绝对的恶和善：朱尔斯是一个卖国贼和不称职的丈夫，却也是一位还算慈爱的父亲、一个憧憬爱情的男人；赫尔穆特虽然狂热地追随纳粹，但仍保有身为旧贵族的自尊和浪漫气质，这使得他和党卫军格格不入；而奥尔加虽然最终荣归“乐园”，但她在集中营里为了活命也做了不少龌蹉之事。电影并未先在地预设价值判断——它首先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旁观的空间，此刻善恶的天平被藏匿于镜头背后，代之以冷静、中正的视角去审视三人的言行；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审判”的困难。

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奥尔加简直就是一个从契诃夫书中走出的人物（甚至她的名字都可能来自《三姐妹》）——被时代的洪流驱赶着背井离乡，在仓皇落魄中勉力维持着一丝旧日的体面，饱含无用的尊严和怯懦的善良。她在面对朱尔斯咄咄逼人的审问时，所能想到的便是用肉体换来同伴的释放，以及一块香皂和一九一九年的罗曼尼康帝葡萄酒。这番交易——不免让人想起罗巴辛从柳鲍芙手里买下樱桃园的情景——随着朱尔斯被抵抗组织暗杀而告吹，奥尔加也锒铛入狱；事后来看，这可能也是奥尔加整个命运的转折点。间接地被同志的“义举”所害，恰似契诃夫剧作中那种常见的、突然闯进生活的“至暗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朱尔斯作为一个相对游离于主要剧情之外的角色，虽然早早退场，却仍被置身于审判桌前，获得了与另外两个主角几乎同等的视觉分量。稍作对比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中缘由：朱尔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而下”人物，贪恋物欲、野心勃勃、粗鄙不堪，确如罗巴辛那般代表着一个无孔不入的资产阶级官僚形象，理性而实用，在事业和家庭中都极具掌控感，唯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人物，在末日审判里也没什么特殊；虽然他可能是文明痂皮之下急欲生替的新肤，但终究并未超然于“失乐园”的意义结构。他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时代下“成功”的一般标准，但仍然是堕落的，是蛾摩拉和索多玛的。

进到集中营后，奥尔加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种种盘剥，同时她又盘剥更弱者，偷盗死者的物品去换取片刻安逸。对此我们无法指摘什么，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个整体沉沦的世界，所有人都以扭曲的方式存在着。也因此当她与昔日恋人赫尔穆特相遇时，求生的欲望和二人身份的落差进一步把这种扭曲推向极致，以至于我们在这段重燃的恋火中看不到任何倾心的温存，只有瑟瑟发抖的皈依者狂热。在影片的一个关键段落里，赫尔穆特为奥尔加搞来了逃出集中营的证件，奥尔加随即癫狂地感激赫尔穆特，言辞极尽谄媚，令赫尔穆特无所适从。

相比之下，赫尔穆特在三人之中无疑最有层次感也最耐人寻味。他极致优雅，热爱艺术，谙熟俄国文学，因而为契诃夫式的奥尔加深深吸引。他甚至在道德上也无可指摘，既不堕落，廉洁奉公，也不加害人，还救了自己佣人的亲戚。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却是以非常令人不安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一方面，在这位贵族青年身上，处处都显露着那种20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追忆着往日荣光，笃信着德意志民族的超凡使命，坚信自己目前事业的无比正确性，憧憬着一切政治问题如诗一般的解决，对粗暴的事件赋予一种崇高的解释。另一方面，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纳粹的狂热分子，毋宁说他是一个偶像信仰的狂热分子。从他坚毅的眼神中我们看不出审判来临之际的自省和动摇，反而是被他挑衅一般的叙事所迷惑，进而感到一种敌基督式的叛逆诱惑。末世的预言在他身上与宏大叙事的感召发生了重叠；他宣告自己已成为超人，他那完美的事业仍将后继有人。对此我们虽难认可，却无从反驳（想想今天新的偶像狂热是如何滋长的）。

一个维希政府里的罗巴辛，一个契诃夫式的女贵族，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式的纳粹党徒，对他们的灵魂审判注定不可能像一般的法庭那样参考人世的道德法条（换句话说，奴隶道德于他们是无用的）。然而怪异的是，影片并未悬置这一点，它明明白白地给出了答案，同时这一答案也并非出人意料。拯救了狱友和两名犹太儿童的奥尔加在忏悔之中被重新纳入乐土，至于另外两个灵魂，我们则不知去向。这是电影向人性世界妥协的一刻，是它温柔的一刻，但也是虚弱的一刻。因为自此它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抛了出来：究竟谁来审判，以及这个“谁”有无资格审判。

显然，演员直视镜头的处理以及频频出现的跳切，无不暗示着导演以及观众作为“观看-审判”者的二重性。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权力结构并不对等。导演内在的价值判决虽能借由外在的影像凝视实现，但这一判决的有效性十分可疑：他纵使全知，却未必全善，更不全能；再往外说，即便观众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到三个人物无穷的复杂性，我们被他们具体的生命本色所打动，却并不能判定善恶的彼岸在何处划界。最后这只能导致一个后果，那便是最终审判被无限推迟。

自然，我们不希望末世来临，可它总会来临；因为我们并不完美，却总是向往完美。

没白跑这么远去看它。喜欢电影的拍摄手法，三个不同民族的人用不同语言向上帝陈述自己的故事、既是回忆、又是赎罪。用黑白录影带的方式记录这客观、真实、简单的时刻，使人辨别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神明的世界。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叙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在不断闪回的回忆中、他们的命运相交在战争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鲜明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的立场。有人想通过战争建立所有人的天堂、有人在战争中守护自己的天堂。最后陈述完毕，录影带结束，上帝呼唤女主角“你什么也不用怕，进来吧”—开门的声音、一道白光。人世间只有她拯救的几个身影在钢琴声中沿着道路行走。很震撼的电影，震撼在叙述的平静、回忆的真实、现实的复杂，在所有个体的行为和幻觉交织之间，还是能看到人类共同的、超脱个体感受的“善”。最打动我的角色不是为了救人放弃逃生机会的俄国女贵族，而是梦想建立“天堂”的德国军官，他说如果生在苏联或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带着光荣伟大的理想最纯粹天真的笃信，却依然在心底里向往着带着心爱的女人“到南美洲、到乌拉圭，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肩并肩坐着”，崇高的理想在集中营里沦为残忍嘈杂的现实，记忆回到那个炎热的意大利假期，那时她长发披肩、闪烁着光芒，你我都不知疲倦、何为所谓为之赴死的伟大理想？只有苏联文学、只有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