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龙吟

拍三国题材，就是戴着脚镣跳舞。人物如此耳熟能详，所有人物的行为路径和结局都知道的情况下，如何演绎出新意？而张永新和吴秀波主导的《大军师司马懿》，是目前为止，我心中三国题材的NO.1。

为什么这么推荐《大军师司马懿》呢？

首先，是编剧的切入点新鲜。

从司马懿的角度来陈述三国历史，是否有趣。虽然司马懿也是个帝王（被司马炎追封为晋宣帝），但把曹刘诸葛、官渡赤壁都推到背景里，把司马懿、郭嘉、杨修、荀彧等一众谋士拉到前台，这个视角几乎从未有过。

其次，是演员们塑造的人物很立体。

撇开了脸谱来谈三国中的每一个人物。历史人物的行为只是冰山一角，而他是如何成为他自己，则是冰山下的庞大经历所塑造。这部戏里的重要角色都是老戏骨，演员们对自己饰演的人物都吃的非常透，不仅仅是在表演台词，而是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历史人物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为人物在当前环境下的行为做一种合理化的诠释。看大演员们不撒狗血地飚戏，非常精彩。

再次，是主创们不拘泥于还原历史。

一旦拍三国剧，就一定会被三国粉们扛出来说——这个不符合历史。但是剧组对这点非常清醒，不能因为怕挨这种类型的“骂”就放弃艺术追求。衣冠服饰不是100%的还原东汉，从未发生的空城计、上方谷仍在剧中被保留，都是为了角色塑造考虑。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追剧的过程会充满悬疑；

如果了解三国历史，且抱着“且看他如何编”的心态（而非挑刺的心态），追剧过程也会非常有意思：

当夏侯徽嫁给司马师，你真想跑过去跟她说：“姑娘，你嫁了个魔鬼啊，你老公以后会毒死你呐”；当司马懿命令张郃追击蜀军， 诸葛亮说要屯兵五丈原，你会心想“道具组快准备盒饭”。

当剧中司马师和夏侯玄称兄道弟，再想到后来夏侯玄会死的这么壮烈。又看到女装版的何宴和曹爽玩乐得这么开心，想到后来司马懿要让何宴来审曹爽案，也挺慨叹编剧怎么如此残忍，要在几十集的篇幅里面看到这么悲剧的反转……

当贾逵出场，你自然会联想到他有个儿子叫贾充，此人帮着司马昭杀了皇帝，还生了女儿叫贾南风，嫁给了“何不食肉糜”典故的发明者——白痴皇帝“司马衷“，还引发了”八王之乱“。

而柏夫人领着孩子出现，孩子说他叫“司马伦”，你就不禁联想到——虽然司马伦办了贾南风，还贡献了个“狗尾续貂”的成语，但要不是他，怎么会有八王之乱，又怎么会有五胡乱华，接着衣冠南渡，然后又分裂近300年……

司马懿啊司马懿，你怎么当时就没憋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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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我倒觉得少反而不要看三国。

三国里体现的人性之恶劣，就算不教坏小孩子，也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 看看西晋的孩子们吧，全都心理不健康。

他们都是就看着父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长大的人；小时候随时有可能就被灭门，所以长大后就集体换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从上到下都刮着“及时行乐“、“清谈务虚“、“奢靡浮华”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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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三国的少年们却特别爱三国：

我们总是能自动忽略“屠城”、“夷三族”、“全军覆没”这类词的残忍性，忽略英雄们要么亲手杀人，要么带着“白手套”杀人，而为他们较好。并未这些杀戮按上了“替天行道”、“你不死我就得亡”的正义性。

如果说战场杀戮是因为两军对弈，杀的都是士兵，及时杀害平民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和瘟疫问题，所以三国猛将们都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大量杀害非战场的非战斗人员的最无辜的人，是否还能被理解和原谅？

如果按照杀无辜者的残暴度排名，三国里最邪恶的要数孙皓；如果按照杀无辜者的数量排名，这个恐怕金牌要颁给司马父子三人。

先是屠辽东，后来是“高平陵之变”诛曹爽、丁谧、何宴及其三族，后来是“淮南三叛”夷王凌、令狐愚三族；再后来司马昭任内还杀了个天子的同时，再把杀天子的成济诛了三族……

纵使之前四朝被压抑得再憋屈，也不能合理化后来司马家手上的鲜血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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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们合理化司马懿的“黑化”用的是莎士比亚式的隐喻。

司马懿杀人不是因为欲望，是因为恐惧。

这个动力是一以贯之的。

杀人和他当初跪曹操、跪曹丕、跪曹睿、甚至跪张春华一样的逻辑

—— 都是因为恐惧。

只不过，之前力量弱小，所以恐惧被对方“杀死”的方式是跪着；

后来力量强大了，恐惧被对方杀死的方式变成了杀死对方，并夷三族。

在空城计里，主创们设计了一个戏剧场景，在司马懿的内心虚拟出诸葛与司马的博弈。其中，司马懿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恐惧和欲望的博弈—— 最终还是恐惧战胜了欲望。

从恐惧自己被鸟尽弓藏，到恐惧家破人亡，再到恐惧自己背离初心，恐惧不能战胜自己……

大将谋反时欲望与恐惧的博弈心态，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莎士比亚《麦克白》中，而电影大师黑泽明也非常巧妙且合理地将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东方化。作为科班戏剧出身的主创来说，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司马懿“黑化”也是一种对他们敬爱的莎士比亚和黑泽明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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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古今忠馁有谁知？”

要是司马懿在当太傅时期就死了，或许是像诸葛亮一样的贤相的身份写入史书的。

要是阿斗像曹叡、曹芳、曹髦一样有进取心，且诸葛亮也高寿且多子，或许诸葛亮也会像司马懿一样，以白脸身份列入史册。

生在乱世，何来无辜。

如果我们心中的历史人物只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理想符号，那么他们真实的存在本来就是灰色的，如此哪里还来的“需要洗白”之说？

依依东望是人心，所谓黑与白，只是人心的需要而已。

曹叡女装画母：“娘，别走！”

“月球表面”、“女装大佬”、“疯狂恋母”，大概是许多观众对剧中曹叡（刘欢饰）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刘欢饰演的曹叡是《虎啸龙吟》里最出彩的人物之一。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的记事记言，主要着眼于曹叡一生的主要功绩，如拒诸葛、退孙权、平辽东等，也记载了其晚年（虽然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大兴宫殿的奢靡之举，陈寿如是评价：“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页。）这里，陈寿认为曹叡既有明君风范：深沉刚毅、善断有识、率性而为；又有昏君行为：大兴土木，置民生凋敝、国家分裂于不顾。裴松之注引孙盛语，更是称赞曹叡“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至概焉。”（附赠彩蛋，仍是裴松之注引孙盛之语：“魏明帝天资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嗯，“天资秀出，立发垂地”，果然有“女装大佬”的潜质；等等！还有神马毁三观的东西，“口吃少言”，难道曹叡应该这么演吗：“好…好…好一……一…一…一个……忠…忠…中二少年？”）如此一位“开容善直”的仁德开明之君，怎么就成了剧中一言不合就杀画师、穿女装的变态皇帝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书仅仅是对历史的书写，永远不能代表历史本身。此外，古代官方史书基本只侧重于记载重大事件，而极少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除去大兴土木反常之举（相较于其勤政开明，大兴土木确实显得有些反常）外，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第五》，亦可发现曹叡的某些乖戾举动。据《后妃传》记载，曹叡宠幸郭皇后（明元郭皇后，即支持司马懿高平陵之变的郭皇后）之后逐渐冷落毛皇后，游后园，召集才人以上的妃嫔开宴寻乐（“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唯独不请毛皇后（“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事后，毛皇后仍然得知了此事，醋意顿生，便反问：“昨天在北园游宴，玩得很爽（曹爽的爽？！）吧？”（“昨日游宴北园。乐乎？”）曹叡听闻后，知道有左右宫人泄露此事，盛怒之下，处死十余人（“所杀十馀人”），还直接将毛皇后赐死，但照旧加谥，葬在愍陵（“赐后死，葬愍陵”）。（参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页。）

看《虎啸龙吟》曹叡女装扮母的时候，也许有必要脑补《军师联盟》的甄宓。

文德郭皇后（郭女王，即剧中郭照）又是否为曹叡下令所杀呢？《后妃传》仅载“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史家常为尊者讳，所谓“内大恶讳，小恶不书”，陈寿极有可能有所避讳。裴松之注引列举了两种不同于《三国志》的说法。其一为《魏略》，郭女王自然死亡，但下葬时被“披发覆面”：“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其二为《汉晋春秋》，郭女王被逼杀，下葬时口含米糠、以发覆面，正是《虎啸龙吟》采用的说法：“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如同赐死毛皇后之后仍为其加谥，剧中情形——曹叡先赐死郭太后而后加谥厚葬、以“病逝”入史册——大概具有一定可能性。

无论是因左右泄密、皇后吃醋便大开杀戒，还是将得宠于父皇的郭太后赐死，抑或是剧中虚构的女装画母、斩杀画师（第二、三集），究其原因，或都与曹叡不幸的童年经历有关。童年，母亲被父亲赐死，自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幽暗记忆，无论理性如何克制，如何成年后如何“沉毅断识”，恐怕都无法摆脱那段苦痛回忆。母亲去世后，曹叡又一直生活在父亲曹丕的父权压抑下和宫廷斗争的恐怖氛围中。“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这不仅是对幼鹿的同情悲悯，更是内心深处的战战兢兢，正如剧中曹叡继位前的担忧：“他杀了我娘，他会不会把我也杀了？”（第一集）这种不幸经历造就的性格，难免敏感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免产生浓厚的恋母弑父情结。之所以处死泄密的宫人（即使仅泄露了生活小事而非军国大事）和“善妒”的毛皇后，大概正是因为曹叡厌恶被监视控制的感觉（大概也因此更加懂得驾驭臣下，而始终提防自己被权臣操纵）。赐死郭太后，则或是将对父亲的怨恨投射到郭女王（被父亲宠爱）身上，也饱含着无法挽救母亲性命的遗憾、愤恨和无奈：“我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在坟墓里，口含米糠，以发覆面，好凄凉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千里迢迢闯宫面君去救她呢？这么多年，朕恨自己，朕恨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个儿的亲娘。”（第二十四集）

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里指出，纵欲是人类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但仅仅只能在纵欲之中短暂地逃离孤独（参见[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曹叡晚年大兴土木，大概也是为了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吧。幸而剧中还有大内官辟邪的陪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明文记载了辟邪这一人物：“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尚可在深宫中相互取暖。

曹叡是一位励精图治、沉毅善断的明君，也一度是大兴土木乃至滥杀无辜的暴君，但更是一位从小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普通人。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曹淑，早夭）；他可以命人建造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却始终无处安放自己心中的孤独与恐惧。

曹叡，一代英主，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女儿。

空城计新解：空城不“空”

诸葛亮空城计，并不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但裴松之注引《蜀记》提及了晋初郭冲向扶风王司马骏所列举的“条亮五事”，即有关诸葛亮的五个传说，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9页。）。

裴松之认为“空城计”的传说不可靠，其理由有四。其一，司马懿不可能在场。“郭冲三事”指出当时诸葛亮正屯兵阳平，但按照《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屯兵阳平之时，司马懿尚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及至曹真去世后，诸葛司马方才双雄对峙。即使曹叡曾经派遣司马懿自宛城由西城伐蜀，但正值大雨，未果，实际上并未交兵。这前后，在阳平也没有任何战事记录。（“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其二，司马懿可以屯兵相持，而不必撤军。既然司马懿有二十万众，我众而敌寡，完全可以围而不攻，设防对垒。（第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其三，诸葛亮生性谨慎，断不会贸然铤而走险。（“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其四，郭冲对话对象是晋扶风王司马骏，不太可能在一个诸侯王面前曝光其父的不光彩历史。（“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总之，空城计的故事不可信，大概今人已达成共识。但经后世罗贯中《三国演义》、京剧《失空斩》的精彩演绎，空城计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诸葛亮的标签之一。《虎啸龙吟》第九集则将这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了现代解读。其实，“养寇自重”的观点并不新鲜，《虎啸龙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合理解释了司马懿退兵的原因（担心被鸟尽弓藏并祸及家人），更透过这个故事呈现了司马懿的内心冲突。剧中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其实也正是司马懿两重人格的对话。一重人格如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国家、君主忠贞不二，甚至为忠君报国可以舍身取义。还有一重人格则如众人眼中的司马懿，鹰视狼顾、韬光养晦，内心深处欲望骚动，不仅希望家人平安，更渴望至高无上的荣耀：“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此刻，诸葛却倏然显形为老年司马：“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司马望的是时间，更是自己的忍耐：“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这个故事里，司马懿败给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潜藏在心底的恐惧与欲望。城里空空如也，但司马懿心中却早已埋伏了重重杂念。

一个优秀的故事不仅在叙述故事本身，更在表达一个思索、展现一个困惑，从而触及人心。《虎啸龙吟》里的空城计新解做到了。

司马懿听到的不仅是诸葛亮的琴声，更是自己的心声。

诸葛贬“益州人”李严：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

同在第九集，诸葛亮政敌李严出场，并自称“我是益州人”。其实，李严并不是益州人，而是荆州南阳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尽管李严不是益州人，但却可被视作“益州集团”的代表，与作为外来势力的刘备集团相对。这个“益州集团”所指乃是刘焉、刘璋父子所创立的政治集团，但刘氏父子也非益州人，而同样是荆州人，乃江夏竟陵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

关于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问题，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207页。）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实际上，在刘备入川前，益州就活跃着两大政治阵营：一为益州本籍官僚地主，这其中又可分为两股势力，即“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和“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分别以赵韪、贾龙为代表，彭羕、黄权、秦宓等亦都是益州人；一为东州官僚地主（主要来自荆州、三辅），以刘焉、刘璋父子为代表，李严、董和、刘巴、法正、孟达等则都是由荆州、三辅入蜀仕于刘璋的“东州”人。刘焉“欲避世难”（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益州牧，入蜀后，由于益州本地官僚势力较为单薄，便皆依附与刘焉，与其相互依存，但二者矛盾却依旧没有真正消除。贾龙先为刘焉所击杀（“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7页。）之后，刘璋继任益州牧后，赵韪又发动了一次叛乱，但终为部下所杀：“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8页。）叛乱平息后，东州官僚集团和余下的益州本地官僚集团达成和解，最终联合为一支较为稳定的政治势力，即与其后入蜀刘备集团相对的“益州集团”：“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刘璋迎刘备入川后，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两阵营间便自然形成了客主之分和新旧之争。早在张松向刘璋建议邀刘备入蜀之时，黄权便预料到了两大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9页。）由于刘璋昏庸暗弱，益州集团中的多数官僚都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但刘备征服刘璋后，刘备集团、益州集团新旧两股势力的分野却仍然存在：“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与主、新与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

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深知需要调和阴阳、平衡矛盾：“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一开始，董和作为益州集团的代表，被刘备征辟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交欢。”（《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董和性情谦和，与诸葛亮勠力同心、关系融洽，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来启相告。”（《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

“逸群之才，英霸之器。”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重，其时董和已卒，临终前便将托孤重任交与诸葛亮（时任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和李严（时任尚书令），两人分别作为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代表。李严被刘备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同年（建兴元年），刘备病逝，刘禅登基，改元建兴，诸葛亮与李严又分别受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和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诸葛亮极力维护新旧势力的和谐关系，但只要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矛盾便日益积累激化：“但是，形势在发展，利益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增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4页。）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发兵汉中，李严得知此事后，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属江州、永安。如此，李严“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页。）原本，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受命为托孤重臣，本应与诸葛旗鼓相当，却只得居永安为外镇，无法实际参与朝政，“统内外军事”也沦为一纸空文。李严心中不平，便退而求其次，力图以江州为据点，与在成都辅政的诸葛亮东西分治理：“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他与孟达的通信内容也颇为微妙，显示出其偏居江州的不满：“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他甚至似不怀好意地劝进诸葛亮受九锡、称王。

一直以来，诸葛亮始终试图平衡益州新旧两股势力的关系，以此维持蜀汉政权的稳定。对于为一己私心而挑拨是非者，无论新旧，诸葛亮都不会姑息。刘备集团的廖立（“新人”），不甘心屈居于李严之下：“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贰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2页。）他因挑拨是非，而被诸葛亮废为庶民、徙汶山郡。益州集团的来敏（“旧人”），亦常在群僚中制造事端，故被诸葛亮调离虎贲中郎将的重任、改任为军祭酒、辅军将军随诸葛军北伐。面对李严的数次挑衅，诸葛亮积极回应，同时也适度让步：建兴八年，魏大司马曹真率领三路向汉川伐蜀，诸葛亮命李严率军两万人奔赴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此语来自诸葛亮上书刘禅的奏表中，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诸葛亮为安抚李严，便上表推举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以“典严后事”。这里，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便是为了防止他在益州东部坐大、最终割据一方，当然也没有理会李“欲为巴州刺史”的要求，作为让步，诸葛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坐镇江州。但二人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趋于激化。

建兴九年，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李平，即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军退。”（《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最终导致诸葛被迫退军。这个事件在《虎啸龙吟》一剧中也得以呈现（第十七集，在之前的第十四集加入了柏夫人游说李严的杜撰戏份）。电视剧误将李严作为“益州人”，大概是为了表明李严先于刘备、诸葛亮入蜀的“益州集团”代表人身份，尽管李严是荆州人（荆州南阳人）而非益州人，但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不同政治集团且冲突矛盾不断，却是史实。据《三国志·蜀书》第十卷《李严传》（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594页。）记载，在缺粮退军这一事件中，李严多有反常举动，先是诸葛军退后，十分惊讶，反问诸葛“军粮饶足，何以便归”，陈寿认为这是为了推卸责任，“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衍也”；之后又上书刘禅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最终，诸葛亮以李严前后手笔书疏为证，上表刘禅废黜李严为庶民、徙梓潼郡。田余庆先生认为此中原委比《三国志》记载更加复杂，真相难考：“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情，当是据《诸葛亮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也许其中有诸葛亮将计就计的成分。不过，根据时人对李严的评价判断，李严此人确有性格缺陷，《三国志·蜀书》第九卷《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孝起（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页。）李严被废时，竟有二十余位大臣与诸葛亮联名上书，从中大概窥见其人缘。

诸葛亮废李严，当机立断，大体应当是诸葛亮稳定国内政局的一次有力举措，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英霸果决。有观众认为剧中演绎的诸葛亮废李严，将诸葛亮塑造为了一位曹操般的权臣，以为不妥，笔者以为不然。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绝不能仅有忠贞贤良，而同样需要雷霆手段，如此，才能有力维系政权内部的平衡稳定，从而使上下一心、共御外敌。《虎啸龙吟》能够通过诸葛亮废李严表现诸葛身为辅政相国的“英霸之器”（陈寿评诸葛亮语），正是对诸葛亮形象的丰富，而绝非“抹黑”。

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与绝望

《虎啸龙吟》一剧中最富争议的桥段，当属第二十一集，“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笔者并没有看出诸葛亮是因心胸狭隘而被司马懿气死，我所理解的，是诸葛亮见自己的“巾帼之计”未果、司马仍按兵不动，又自知来日不多，深感绝望；加之司马懿读《出师表》提醒自己“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深知自己已无法亲自北定中原而有愧于先帝重托，一时激动，吐血倒地。这里，“受刺激”确有，但心胸狭隘性质的“受气”却无，故并无恶意抹黑诸葛亮的成分。许多观众将该情节理解为“司马懿气死诸葛亮”，主要原因大概有二。首先，一些观众受《三国演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影响，容易将该情节理解为“气死”。其次，有观众指出，剧组官微上的剧情简介上写明“司马懿气倒诸葛亮”的类似字样，我曾见过截图，但当时没有保存，此外优酷剧情简介上写的是“受刺激”。即使剧组写为“气倒”（这样写大概也是为了博人眼球，属于一种“营销手段”），对“气”亦可有不同解释，既可是“心胸狭隘”之贬义，也可是“备受刺激”之中性。这里，这些观众大概没有仔细品读剧情，反而拘泥于自己的刻板印象或网络对剧情的语言概括，恐怕本末倒置。诸葛亮既是足智多谋、忠诚贤明的一代良相，但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能欣赏诸葛亮的品行才干，而无法接受他的脆弱无奈，这不是对诸葛亮的尊敬，而是对他的苛责。

如果说剧中第九集空城计的司马诸葛对话，实际上是司马懿的内心独白，那么二十一集司马懿渭水畔诵读《出师表》以及其后的司马、诸葛隔空神交，则是卧龙、冢虎二人的一次坦诚交心。剧中，司马懿朗读《出师表》，内涵大概有二：其一，自然是腹黑攻心（也回击了诸葛亮的巾帼攻心计），欲以此刺激诸葛，挫败其北伐信心，使其绝望：“我就是老王八老乌龟女装大佬臭不要脸，就是龟缩不战，你奈我何，你倒是来北定中原啊”；其二，则是以此表明对诸葛的尊敬与理解，故而剧中司马懿读罢，向诸葛深鞠一躬。司马懿理解诸葛亮的忠诚、执着：“丞相可真是痴心人，也许我比丞相唯一的聪明之处，就是我从不执着。但我明白你的心，设身处地，我没办法比你做得更好。”剧中的冢虎卧龙二人，司马懿偏向现实主义，着手眼前，一心守护家人的平安和国家的稳定；诸葛亮则偏向理想主义，遥望未来，执着于实现汉室复兴、政通人和的理想。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剧中，诸葛亮在执着追求理想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了“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悖论以及现实的无可奈何。“理想”往往浸入了人类的美好愿望，是对现实的美化与超越；而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又难免需要直面现实并通过参与现实来进行抗争，由于直接与现实接触，故而这些抗争本身便往往包含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实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如剧中司马懿所言:“若生铸剑为犁之心，需有平复刀剑之力。”第十七集，诸葛亮在汉昭烈帝庙前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主公，亮错了吗？我五次兴兵，耗尽益州财力，陇上多战死之骨，田间尽思亲之妇。亮辅佐主公起兵之时，为的是太平，是一统啊！谁又能料到，竟然事与愿违至此。然而，大汉偏安，若不收复长安，则迟早为魏吞并。亮日日夜夜，未敢一刻松懈。主公啊，你告诉亮，何为对，何为错。”诸葛亮想恢复的并不只是大汉的名号，更不希望恢复一个灰飞烟灭的朝代，他想恢复的是“百姓心中政通人和、太平强盛之世”。但“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现实告诉孔明，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追逐遥远的梦想，而是以攻为守，使自己的国家免遭灭国之灾；于是他“六出祁山”（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两次出兵祁山，七次向曹魏用兵，其中一次为防守且魏军因持续大雨封路撤退，一次仅遣偏师，故共五次率军北伐）、连年北伐。同一场北伐战争，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便会生成不同性质:于战场阵亡将士和闺中守寡妇女而言，战争是灾难；对于魏国的将士和百姓而言，蜀汉屡次兴兵，又是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但对于诸葛亮而言，这大概是他守护国家、践行承诺和追求理想的唯一方式，尽管他也一再怀疑，这究竟是执着还是执迷。也许任何理想都有一定的“执念”成分，而偏偏又是这些我们无法放下的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

《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3~554页。）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又说他年少意气风发，常自比管仲乐毅；裴松之注引《魏略》谓诸葛孔明好读书而不拘泥于对书本本身的精熟，而善于“观其大略”。皆云“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我看来，少年诸葛，长身玉立、白衣如云，天资聪颖，性情通达，潇洒不羁、不拘俗流。也许他在出山时，曾想象自己辅佐刘备平定乱世后，事了拂衣、归隐林泉、云游山水；不想挥扇一去，二十余年，昔日的年少轻狂如今已消磨为一生谨慎；可惜天地不仁、命不由人，出师未捷，星陨五丈原。

似乎在许多人心目中，曹魏与蜀汉，不仅一直以来有“正统”之争（此处东吴很受伤，总是被忽略），更分别代表着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曹魏君臣明于利害，曹氏三代与司马懿父子之间，似总有相互猜疑和各怀心思，一方面都利用着对方的价值：君主利用臣下维护统治，臣下利用君主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则又都提防着对方的威胁：君主提防臣下反客为主，臣下提防君主兔死狗烹。蜀汉君臣则言于仁义，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坦诚相待:君主对臣子倾心相信，臣子则对君主倾力相报。然而，我想真实的情况都暧昧而复杂，曹氏三代（尤其是曹丕）与司马懿之间，大概总存有几分真情；而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在说“君可自取”时，或也在用这句话试探诸葛的忠心，以最大的信任使得诸葛全无自立的正当理由，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也确实不复设丞相一职（大概感受到了权臣的潜在威胁性）。或许，真假美丑，朦胧相杂，才是真实的现实历史。

司马懿的“心猿意马”：什么是“人心”

司马懿宠物乌龟“心猿意马”贯穿剧情始终，大概是剧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乌龟“心猿意马”出场于《军师联盟》第六集，这一集，司马懿张春华夫妇携家人郊游，偶然遇到了这只乌龟；也在这一集，司马昭抓周，先抓笔，后抓棋，司马防笑言：“以后可别黑白不分。”“心猿意马”的出现，象征着司马懿心中的欲念涌动：虽然表面上称病避世，实际上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在《虎啸龙吟》第九集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中得到了映证，司马懿说：“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虎啸龙吟》第八集，司马懿得知马谡在街亭的扎营地点后，意欲抢功，准备连夜进军，临行前侯吉帮司马懿带走了“心猿意马”。这或许在暗示司马懿的争功之心。《虎啸龙吟》第十九集，火烧上方谷。在这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次子司马昭唆使郭淮贸然率军追击蜀军，误入诸葛亮在上方谷中布下的埋伏圈。司马懿闻讯后率军救援，诸葛亮发动火攻，司马三父子被淹没在火海之中，所幸天降大雨，幸免于难。在此过程中，司马懿身中一箭，但被藏在铠甲下的乌龟“心猿意马”挡住，毫发无损；撤军之时，司马懿拿出“心猿意马”，向诸葛亮炫耀成功撤军（然后立刻被打脸，万箭齐发，还好司马老贼躲得快，不然就提前杀青了）。这里，“心猿意马”或有两重隐喻：第一重，隐喻司马懿的私心，为救儿子，不惜连累三军；第二重，则或象征诸葛亮内心的动摇，因司马懿的父爱而心生怜悯。正是司马懿的“心猿意马”让自己身陷险境；同样，也正是诸葛亮的“心猿意马”让司马懿化险为夷。最后一集，侯吉给司马懿端上“心猿意马汤”，诈称已将乌龟炖汤，司马懿勃然大怒，欲杀侯吉。这或在象征司马懿无限膨胀的内心中隐藏的无限脆弱，而正是侯吉通过“炖汤”点醒司马。全剧的最末，司马懿在水畔将心猿意马放生，代表他已开始放下执念、收敛欲望，重归安宁。

“执刀人”司马懿，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心底的恐惧。

依依东望，望的，究竟是什么？剧中一共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首先，依依东望，望的，是“抱负”、“荣耀”和“成就”，这些大致指涉世俗层面的功业以及心理层面的强烈欲望。其次，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和“时间”，这可以是现实层面的忍辱负重、等待良机，“那时走与此时走，有什么分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是哲学层面的命运，“天意终究会吞噬你我之中的一个”，时间同样可以毁灭一切。“这时走与那时走有什么分别？”也许，没有什么分别，最终都起于无而归于无，有始有终，无始无终。

最后，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人心”，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是政治层面的“笼络人心”和“民心所向”。这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这一层，也大概与《军师联盟》第一集司马懿对《咸有一德》的理解相呼应：“天命无常，为君者应当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若停止修德，便会失去君位。”这里，保住失去的不仅是君位，更是“人心”（“民心”），而修德所修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人心”（人君的“内心”）。由此引出第二层。

第二层，便是心理层面的“内心”，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创造了人类，也吞噬了人类；既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同时又束缚着我们的自由。“自我”、“自我意识”原本就具有虚幻性质，是人类臆造的想象物，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却往往反被希望掌控一切的这种自我意识所操控。这种自我意识趋于膨胀时，便形成了我们的欲望与执念。剧中，司马懿希望跑过曹氏三代、跑过诸葛亮、跑过曹真曹爽父子、跑过所有人；他希望不再做别人的手中刀，而争取成为执刀人，总之，他厌恶被操控，而渴望控制一切。最后，他熬死了曹氏三代，敌国对手诸葛亮和国内政敌曹真也先于他而故去，最终还一一消灭了曹爽、丁谧、何晏、王凌等政敌。挟天子而令诸侯，已然位极人臣。这时，他却发现他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发现他在操控天子、操控朝政、操控他人性命的同时，也在为内心的欲望和恐惧所操控。正是欲望驱使他争夺权力，恐惧促使他一再杀人。他曾和那么多人为敌，到头来，不过是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这是更深层次的人心。

第三层，则是哲学层面的“交心”，即从上一层的自我出发，延伸为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第一层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一层则着重于哲学性和心理性。人人都渴望真心，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却都希望对方首先给予真心；任何一方都担心，一旦自己率先袒露真心，便可能让自身受到伤害，于是谁也不愿首先付出真心；于是，双方都开始隐匿真心，开始说谎，最终开始了尔虞我诈的恶性循环。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难以率先主动向对方交付真心。剧中，曹丕和司马懿本是同甘共苦的好友，却因朝堂政治君臣相疑。曹丕既欣赏司马懿的才干与抱负，又担心后者的志向与才华会威胁曹魏政权的统治。这种不信任延续到了曹叡身上。曹叡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母亲被父亲赐死，看惯了灭绝人情、冰冷残酷的宫廷斗争。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以轻易相信任何人，或者他最相信的是人对权力的贪恋。为什么贪恋权力？大概还是因为恐惧，因为缺乏安全感，于是蜷缩在权力中，而躲藏在强权之下的是脆弱。司马懿在曹氏三代的压抑之下，逐渐走向权臣之路，同时也走向一条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爱妾柏夫人）的孤家寡人之路。其实，司马懿的初衷，不过是想保护家人，在家中，和家人欢颜笑语、倾心交谈，简单而欢乐。我们都渴望真心，却都不愿相信对方的真心，不愿首先主动付出自己的真心，于是我们只能远离真心。而诸葛亮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去相信刘备对他的信任，哪怕“君可自取”只是一句帝王心术的谎言，他也宁信其有，从而奋不顾身，用其一生兑现承诺。往往，我们相信什么，就能创造出什么。

“去吧，我的心猿意马。”望向澄明的水面，司马懿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剧末，司马懿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个人原创《军师联盟》剧评：《<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大军师司马懿》系列历史剧，分上下两部在同年播出，上半部《军师联盟》详述东汉末年的门第之争，本月播出的下半部《虎啸龙吟》名为演绎司马懿与诸葛亮两位绝世奇才的交锋博弈，实则究其演绎脉络，乃从以司马懿的视角来重新审读三国之历史，及司马懿自己的政治转向，乃至篡魏之路。

近年来，在中外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历史书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尤其是在长期战乱纷争、群雄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私人撰史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涉及三国历史的三部「正史」著作，其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均为私人撰史之著作。《晋书》虽为官方定本，但其成书已在唐代初年，且作者多达21人。

《虎啸龙吟》

这三部著作值得关注的还有两点。

其一，陈寿本为三国后期人物，且因个人政治立场关系，故而其著作并不客观公正，后来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结合当时所见史料所注解《三国志》的篇幅，比陈寿原文还长，可见当时的私人撰史材料非常丰富。

其二是《后汉书》与《晋书》的定本都穿越多个朝代后才形成，前者穿越两晋到南朝宋、齐之间才有定本，后者更是穿越南北朝与隋代到唐初才有全本。

即使时代经历两千年的历史淘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辑录史料，关于东汉在《后汉书》与东汉官修《东观汉记》以外，还有「八家后汉书」，学者周天游曾撰写《八家后汉书辑注》可供参考。而唐初官修《晋书》时所收的史料来源存目更是有「十九家晋书」之多。

长期以来《三国演义》给世人呈现了一种固有的「三国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亦有其不真实的成分。亦如正史《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解许多事件时，针对同一历史事件就辑录了多位史家撰写的多种情况，旨在全面，让读者自辨真伪。

《大军师司马懿》

《大军师司马懿》一片侧重于以司马懿的视角来诠释三国时期的历史，其中也有不少为了彰显司马懿诡辩多谋而产生的演义成分，笔者以为下半部《虎啸龙吟》故事的开始选在魏明帝曹叡太初元年（公元227年）初登皇位之际，应与长期以来关于司马懿何时谋划篡魏之政治企图占决定性因素。

按常理而言，一个朝代的开始，应该从消灭前朝的第一位皇帝正式登基的年份算起。

但是这种算法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变数，曹魏的奠基人曹操的历史功绩主要出现在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时代，而两晋政权的奠基人司马懿，其人身轨迹更是穿越东汉与魏晋，历经汉献帝、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帝王，那么何时才是司马懿在政治上一统江湖之时，远在西晋初期的武帝、惠帝年间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据《晋书·贾充传引贾谧传》记载当时西晋文臣的三种观点，其一认为应该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司马懿与曹爽受明帝曹叡辅佐齐王曹芳登基开始，据今所见后半部分的预告片中，司马懿在明帝年间的多次征伐、平叛时展现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才能，奠定了他再次成为托孤辅臣的地位。

其二认为应该从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废杀曹爽，开始其一统曹魏政局，开启其篡魏的「去臣化」进程，我们在本剧发布的所有预告片中均可见此一事件的相关场景，可见这一历史事件之重要性。

其三就是以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禅让曹魏的西晋元年（公元265年）开始，后来最终结果仍以第三种情况为西晋国史历史书写元年。学者徐冲在其著作《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中指出，这三种情况的争论，是与政权合法性地位密切相关，既是国史修订的重要条例，也是承认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是中国古代王朝自我合法化的主要路径。

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可成就为一代枭雄的政治天才，大多具有两个特质，其一善于观察学习，为己所用。其二擅长于在所处帝王确定性的政治决策中，把握其中偶然性的突发事件为其所用，随机应变顺水推舟。

在上半部《军师联盟》中，观众早已深刻的感受到司马懿的成长之路从曹操身上学到诸多，曹操为了稳定东汉王室，嫁二女予献帝为妻。

同样曹丕在位末期，司马懿巩固其政治网络，主动与夏侯氏联谊，夏侯氏与皇族曹氏关系紧密，司马懿让他的大儿子司马师娶曹魏开国名将夏侯渊之侄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为妻。夏侯尚早年也与曹丕相交慎密，夏侯徽之母也是曹氏宗亲之女，故而司马懿想通过政治联姻稳定与皇族之间的关系。

夏侯徽嫁给司马师时年方十五六岁的豆蔻年华，她与兄长夏侯玄关系甚笃，夏侯玄是当时曹魏贵族公子哥的代表人物，且与司马师、司马昭关系紧密，这在本剧伊始有诸多片段表达了这层关系，其间夫妻恩爱之情，司马昭对嫂子也有复杂的感情，在剧中将《晋书》所载的司马师杀妻的性格大变，改为司马昭杀嫂，有所不妥，但均在此埋下了伏笔。

司马师与夏侯徽二人的婚姻持续了差不多八九年时光，其间共生五女，在剧中有表现司马师喜获第一女时的喜悦，并未责怪夏侯徽没生儿子，但此后连续产女或许磨平了司马师的耐心与爱意，由此埋下了司马氏父子篡魏的种子。

夏侯徽

长期以来司马师杀妻一事，均是反应魏晋时期政治凶险的一个著名案例。在《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中记载夏侯徽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因发觉司马氏父子的篡魏之心而被司马师毒杀，年仅24岁。

学者仇鹿鸣在其著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指出，司马懿敲定这门婚事的当年夏侯尚就去世了，第二年曹丕又去世了，那么以当时的礼仪制度而言，夏侯徽真正嫁入司马家应该就是明帝即位的太初元年。

本剧第一集快速带过曹丕与曹叡的王位更迭、司马懿的重新上位的契机，而从这一年开始，延续连续剧上半部《军师联盟》中的政治主题，即司马懿与曹休、曹真为首的曹氏宗亲军事集团之间的博弈，可谓是从多个层面来展现政治权谋的复杂性。

如果夏侯徽真是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被毒杀，那么司马懿的篡魏谋划最迟发生在青龙二年。曹真去世在公元231年，以本剧14集所展现的曹真去世前叮咛曹叡，说司马懿有夺权上位之心，可见本剧创作者以为至少在司马懿与曹真争夺雍、凉之兵的领导权之时，司马懿已经有篡魏之心了。

而且曹真故去，下一步司马懿就开始琢磨如何收服以郭淮为首的曹真旧部。

曹真

在《虎啸龙吟》曹真去世后，曹叡问司马懿跟诸葛亮相比自己水平如何时，司马懿指出诸葛亮的问题是「多谋而少决」可知司马懿功于心计，是具体战况中卓越的战术家，而诸葛亮从「隆中对」到「出师表」算是把大形势看的一清二楚，是伟大的战略家。

因此司马懿善于抓住政治进程偶然性的机会的能力，在其一生中屡次出现。就目前连续剧本周可观的15集（电视端可以每周多看一集）当中，就有多处诠释到位。

本剧伊始，太初元年决定曹魏、孙吴政治格局的石亭之战之中，司马懿第一次领兵征战，即使其识破吴鄱阳郡太守周鲂诈降之计未被采纳、身为侧翼副将不能直接统兵，但他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局变化，不盲目驰援曹休，依据地形完成防御工事，迫使陆逊见好就收鸣金收兵，保存魏军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

诸葛亮

第二次即借诸葛亮声东击西之策，曹真不愿插手孟达复叛这个烫手山芋，依靠自己的足智多谋领曹魏荆州所辖的五万之师，再加之平叛所获兵马，组成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队基础。

第三次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叡派曹真、张郃与司马懿三路大军伐蜀之际，曹真受挫之后，司马懿大胜蜀军，此时扩大了他在曹魏西北军事主力雍、凉州军事集团中的军事声望。

第四次是曹丕托孤时万万没想到的，他选取的曹氏宗亲的辅政大臣曹休、曹真寿命不长，曹叡在位不足五年，曹休、曹真就已去世，宗亲层面已无众望所归之大将。

军事层面曹真去世、张郃战死均发生在公元231年，之后自曹操时代以来享有军功声望的老臣，几乎殆尽，给了司马懿上位的必要条件，再加之辽东公孙渊叛乱，曹叡力排众议让司马懿平叛斩获军功进一步确定了主战部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就基于此，司马懿仍旧无法完成政变，因为守卫皇家首都的禁卫军仍旧把持在曹真之子曹爽手里。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本剧主旨秉持真实历史视角讲述着司马懿与曹真、曹休为首的曹氏军事集团的博弈，正史与本剧演义的部分出现了巨大的区别，《虎啸龙吟》因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祁山内外，互有胜败的精彩对决也由此命名吸引眼球，但是正史之中，在曹真去世之前，魏军的总统帅是曹真，而且曹真并没有剧中所展现的那么有勇无谋。

在二曹在世之时，司马懿即使领军也是身居侧翼，并未构成主力军团，甚至其地位应该是与张郃平级，在曹真之下，没有直接二把手的意思。

剧中为了塑造司马懿临阵指挥能力卓越，故而我们可见每在具体战局之中，司马懿能够占得先机，甚至摸锅灰装逃兵，而曹真一派屡折将兵，有勇无谋，这一切都是本剧之幻化。但历史实情并非如此。

曹魏时期的边疆统治沿袭了两汉边疆统治的基本原则。边疆有类似于今天特种部队的将屯兵和具有部分后勤属性的屯田兵，以及关隘烽燧的专职守卫兵两套系统，其中特种部队一般都选用中原人士，只有前线守烽燧的炮灰兵，大多是边境本地人。自然会引起边疆底层将兵的不满。

姜维

《虎啸龙吟》一片中讲述姜维选择降蜀之时，其部曲会感叹洛阳来的高级官员总是打压本地军将，而姜维等人虽作战能力卓越但只能在基层为官，备受欺负。

而在诸葛亮一方，他早年依仗马超、马岱来安抚羌胡，正是看中马氏兄弟雍、凉之兵的背景，马超去世之后，姜维的降蜀，对于战斗能力有限的西蜀部队而言，是极好的补充，乃至后来长期督军雍凉之地的夏侯霸降蜀，得到重用也是这一道理。

东汉时代，官军长期与羌胡交战，官方依靠的主力部队就是雍、凉之兵，曹真去世后，司马懿在军事层面的上位，也与获得了雍、凉之将的拥护有极大的关系。

探索这一段军事过程中有五个军事将领的经历，对于全剧烘托司马懿上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历史中并未有此般深远影响。

第一位是戏份颇多，长期护卫司马懿的孙礼，在历史中早年为曹操部署，后来长期听命于曹真军中，甚至长期辅佐曹爽，直到「高平陵之变」前夕，才投归司马懿门下，所以剧中有关他如何辅佐司马懿征战蜀汉的戏份，纯属捏造。

第二位是陈仓守将郝昭，郝昭本人是并州太原人，在北部边防享有盛名，曹真的心腹干将，以千人固守陈仓，抵挡住了诸葛亮大军于城下，似的诸葛亮被迫撤军，后回归朝廷，受封关内侯不久病死，而非剧中所演，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死法，身死城破，被诸葛亮厚待送回曹魏以防。

第三位是张郃，张郃虽然早年投韩馥、后来归袁绍、最终归属曹操，但是张郃本人是河内郡人，与司马懿是同乡，所以不太可能对司马懿特别忌惮，而且自征讨黄巾以来，年逾六旬是司马懿的前辈，再加之其在军中声望远播，故而他是连接曹真与司马懿的政治黏合剂，肯定不会随意听司马懿调遣。

最后关于木门道遭伏身亡的记载，自古以来就有陈寿与裴松之记载之不同，陈寿认为张郃是受司马懿驱使身亡，裴松之认为是战略失误，但是无论如何张郃并非有勇无谋的轻率之人，诸葛亮在此役的战略决断非常正确。

第四个是本剧第14集中为了展现司马懿神机妙算，两次有勇无谋中了诸葛亮埋伏的郭淮，在历史中诸葛亮第三次出祁山，就是败于郭淮，而且五出祁山中有两次都是与郭淮军团直接交锋，可见郭淮也并不是什么二流小将。

第五位是在朝堂之上行为略显粗陋，不懂礼法的王双。王双本来就是雍州陇西郡人，勇武过人，后来从庞德征战关羽，被水淹七军后降职不得重用，是曹真看中他出身雍、凉之兵的背景，才重新将其启用，故而他会为知己者死，虽然个人能力有限，但是为曹真的知遇之恩力战而亡，不像是剧中所演的那般不识时务。

由上可知《虎啸龙吟》一片通过贬低曹真军团来彰显司马懿的「英明神武」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说这一部分只是对曹魏内部的政治纷争有所夸张的话，那么本片在讲述司马懿穿女装，朗诵《出师表》把诸葛亮气得喷血的片段时就将本片的整体质量拉低了一个层级。

在诸葛亮生命的最后阶段征战五丈原时，由于之前的十年征战魏、蜀两国已经对对方的军事实力知根知底。司马懿也深知自己的战略眼光比诸葛亮略逊一筹，故不敢轻易进攻，但是自己资本雄厚，跟蜀汉打消耗战撑得住，但是诸葛亮的部队因在远征耗费不起，故而采用了多种挑衅的战略。

司马懿穿女装反戏诸葛亮的段落，在京剧剧目《胭粉计》中就有司马着女装戏耍诸葛亮，使得诸葛亮责骂司马懿不知含羞，最终因过度劳累死于军中的桥段。本片将此处进一步夸张，演出了司马懿「三气」诸葛亮的桥段，闭门休战坚决不出是为一气，不知含羞穿女装是为二气、背诵出师表哀其不争是为三气。

司马懿穿女装

这一表现有明显借鉴《三国演义》子虚乌有的「诸葛亮三气周瑜」的著名桥段，但是让地方的将领在不考虑政治立场，不考虑自身处境的情况下，大声朗读敌军名篇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众所周知在政治博弈中，司马懿是个老谋深算做事谨慎之人，如果真在阵前朗诵诸葛亮的大作，会被人向曹叡告发其有崇拜诸葛之嫌，此时司马懿在朝中地位并不稳固，那么如果因此失足，定会留下政治笑柄。

另外，依据一般的历史常识而言，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军方相对于同一战役的描述方式是绝对不统一的，即使引述对方的表达，在具体词汇上也会修正为彼方的语境，比如共产党所称的「淮海战役」在国民党一方被称为「徐蚌会战」。

那么在当时的司马懿绝对不可能说刘备是先帝，那么在礼法森严的汉魏时期是对本国政权的大不敬之举，因此削官免职都不为过。诸葛亮竟然能因为对方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而被气死更是闻所未闻。

除了穿女装念出师表的重大编剧错误以外，诸葛亮于上方谷围司马懿的段落是为《三国演义》所虚构的，历史中并未发生，更谈不上司马懿如片中所载那么料事如神，英勇突围，感觉诸葛亮能够做出的一切战略安排都能被司马懿发现似的。

历史真实中的魏、蜀真正的军事博弈盛期应该在诸葛亮与曹真的博弈阶段，到了司马懿时代，尤其是张郃身亡之后，司马懿只有招架，坚壁消耗之力。曹真旧部雍凉军团的势力也不能做到百分百为其效忠，司马懿仍需智谋才可调动。

雍凉军团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上层将领均非本地之将，曹真去世之后，接替其位督领雍、凉军事的是旧臣赵俨，但是到了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赵俨去世，继任者是夏侯玄，而之前夏侯玄为京城禁军司令。

此时曹爽虽然贵为曹氏军事集团传人，但是其在军中威望已在司马懿之下，雍、凉军事集团仍能以曹氏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夏侯玄述职。学者仇鹿鸣指出此处或许是司马懿与曹爽政治博弈互相制衡之后的抉择，曹氏集团的核心在雍、凉，而此时人才凋零，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军事才能，可统领之人只有夏侯玄。

其次，无论古今，但凡一处要职之任命，后任人选大多需要得到前任之认可，因为夏侯徽的关系，夏侯玄与司马师关系融洽，所以此时司马懿安插司马师继任夏侯玄的禁军统领，既能得到夏侯玄的认可，同时也将自己的势力安排在最紧要处，而曹爽政治经验有限，不像司马懿年轻时跟随曹操经历过多次宫廷政变，斗争经验丰富，所以大意失要权，铸成大错。

司马懿与司马师

类似于司马懿与曹爽政治制衡的谋略在剧中还体现在石亭之战中，司马懿举荐素来与曹休有隙的贾逵督军，而曹休又借夏侯玄这枚棋子「绑架」司马师在己军中，来威胁司马懿，本剧善于抓住三国时代一朝不同政治集团博弈之细节脉络，均为亮点。

最终，司马懿决定性的一次上位，即震惊朝野的「高平陵之变」，此时距离司马懿去世不足三年光景，此时，司马氏家族篡魏的之路已被司马懿铺平了。

总结《大军师司马懿》这部剧的上下两部，优点是真的不少，缺点也让人生气，综合来说，我仍然认可其创作者认真制作历史剧的态度。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千万不要把历史剧当历史，那就对了。

（本文节选版，题为《 <虎啸龙吟>抹黑诸葛亮让人生气，但我无法忽视它的几个优点》，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虹膜”，于2017年12月30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