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

步步悬疑，环环相扣，每一个细节的呈现都可以推动故事的发展，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个细节、一句话却都可以与后续发展的剧情相对应，光从推理悬疑的角度来看，奉俊昊的导演功力也是非常出色的。但纵观全片，导演要阐述的并不仅仅是亲情与犯罪，显然，他关注了更多更广的东西。 从《杀人回忆》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奉俊昊对于社会不公、古板教条、冷酷机制等进行过不遗余力的讽喻。显然，我们在本片里看到了更多，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漠视与不公、腐朽不堪的法制体系、血淋淋残酷的真相、恐怖的记忆。。。等等无不渗入到影片的叙事发展中去。开头便喻示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待遇，高贵阶层撞了人扬长而去，揭不开锅的低层人物却还要负责宾利车的损坏赔偿？弱智的儿子与母亲处处受人岐视，但弱势群体却可以欺负更弱势的人，儿子用石头砸死了卖身女孩，低能儿的母亲只能通过残杀另一个弱势人物拾荒老头，最后还要依靠一个更弱势的无亲无故的低能儿才能还儿子的“清白”，太可怕了，太冰冷了。而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精英们在哪里呢？警察胡乱定证判案，律师搂着小姐说法律，买药的光鲜太太既要命又要立牌坊，正义只能用暴力来体现，友情也只能依靠金钱来维系，所以说，他们，也就象冰冷的镜头，冰冷地注视着这些不公与不幸罢了。

《寄生虫》让奉俊昊一战封神。戛纳金棕榈，奥斯卡最佳电影，商业电影圈、艺术电影圈同时买单，夸张一点的广告词，“亚洲版希区柯克、库布里克”呼之欲出。遗憾的是，影人历史地位的获得从来不纯依赖奖项、票房，只有时间以及持久的影响力才能证明一切。

并不需要把奉俊昊放在世界范围比较，降格一层，在亚洲电影圈，他有没有独树一帜的形式风格？在叙事艺术、场面调度层面，他有没有显示出明显高人一筹的能力？奉俊昊的同胞洪常秀，经常以重复与差异的叙事结构，来折射记忆的不确定，情感的暧昧，生活的可能性直至自我的反讽。泰国的阿彼察邦，以佛教的无常不定、似曾相似的轮回式时间结构来构筑幽冥空间。日本的北野武，以动静对比强烈、刹那间生死转化的场面调度艺术，予生命体验以澄明之感。即便与艺术片导演比有错位，那香港的杜琪峰则算是相当契合的对象。举凡看过银河映像电影的影迷，都不能忘怀其过于鲜明的形式风格：复杂的叙事诡计、无限放大静态空间张力的场面调度、多人之间不可捉摸的关系矩阵、黑色宿命的母题。

在《杀人回忆》、《汉江怪物》、《母亲》、《寄生虫》这些奉俊昊拍摄的韩国本土电影中，以作者化标签来说，奉俊昊确实构筑了一个非常奉俊昊的世界：罪案类型、游戏化叙事、阶级对立、反抗强权。他在叙事和场面调度层面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就是反转叙事。但反转，实在是不能算什么高明的叙事。其感官效果简单形容，即是一时爽。这有点类似近年国人饮食口味的嗜辣特色。辣，本就不是什么味道，只是痛感，但却有即时到来的爽感。辣，不需要精雕细琢。简单粗暴，即时即出，瞬间满足。这与传统的淮扬菜、粤菜耗时耗力打造出的回味无穷的鲜味风格大相径庭。

杜琪峰银河映像团队可以动作片的节奏与母题拍出即时爽的《孤男寡女》、《单身男女》，在《枪火》、《PTU》、《暗花》这样的电影中，他们又能集体脑力激荡，炮制出需要观众不断回味、解析才能体会妙处的无限余味，而这一切又都应和了江湖社团世界看破不说破、台面下运作黑色政治的内蕴法则。

在《杀人回忆》中，奉俊昊使用的反转，密度频次已经很高。不过倒是与整部电影的母题有关。不断的搞错凶手，其反转带来的一惊一乍效果，根源来自案件发生年代韩国社会低下的人治、人情社会的运作机制。愚蠢低智的办案方式带来了反转，不断的反转成为一种讽刺。《母亲》中的反转则是与影片设置的角色认同机制有关，不断的反转，使得观众对母亲的认同感发生变异。但问题在于，认同感变异对角色本身的塑造以及母题的拓宽并没有带来实质影响。到了《寄生虫》，则完全降格至为了反转而反转。

奉俊昊在无数次采访中，都坦诚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导演是希区柯克和夏布洛尔。审视其作品，夏布洛尔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阶级对立的母题，而实质性影响最大的肯定是悬念电影一代宗师希区柯克。《母亲》是奉俊昊作品中所获赞誉颇高的一部电影，有大量的影迷为母亲主角的夕阳之舞所沉醉，以至于贾樟柯后来让赵涛在《山河故人》结尾起舞的原创性打了很大折扣。而以《母亲》为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明显见到奉俊昊使用希区柯克法则所遭遇的尴尬以及错位。

《母亲》对于希区柯克的借鉴不是仅仅停留在几个小场面。开场母亲用铡刀砍药材的镜头与儿子陶俊耍玩镜头构成的交叉剪辑，构成强烈悬念感，但这剪辑中有特别意味的母亲凝视镜头，这是非常希区柯克的手法。在母亲潜入振泰家中寻找罪证的一场戏中，母亲蹑手蹑脚逃走，不慎碰倒水瓶，水缓缓流出，眼看就要碰到振泰手指，触发危机。用博尼策的术语来说，这是污点的扩散，在调动知觉注意力，嬉戏观众的同时，嵌入了罪行的母题。这场戏的历史性源头是《惊魂记》──女主玛丽昂的白色轿车被诺曼·贝兹推入沼泽地，车沉到一半突然不动了，凝视的贝兹和观众一起陷入惊恐，未曾想到几秒之后，车又沉下去了。这场戏，希区柯克在调戏观众的同时，让观众与诺曼·贝兹产生了可怕的认同感。不过《母亲》这场入室盗窃戏的调度过于简陋，和希区柯克《艳贼》里玛尔妮入室偷保险箱里钱财那场戏的繁复、惊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电影学界对希区柯克的研究汗牛充栋，其规模之大、强度之高、影响之深远，早就形成一门堪比莎士比亚学的希区柯克学。但不论各家各说如何争奇斗艳，有一些基础性的共识是早已达成。希区柯克电影美学的轴心原理，是控制观众的机制。戈达尔的说法是，“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失败的事业，希区柯克成功了，那就是统治世界”。但希区柯克控制观众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票房。他控制观众的方法是利用悬念，让观众对角色产生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人性深处潜藏的普遍性恐惧与罪恶。以《惊魂记》为例，女主玛丽昂在开场的时候，类似换车、警察跟踪等一系列细节性很强的动作，都是为了强化观众认同感。一旦认同感产生，一系列希区柯克的母题，罪与非罪，罪行的转移，所知太多即危险等等就开始渗透出来。在希区柯克登峰造极的《迷魂记》中，对死亡、性、幻觉的迷恋与拒绝的母题正是在认同的基础上慢慢表达出来。希区柯克是以认同为基础，凝视为依托，制造出关于人类普遍性的罪恶母题。如侯麦、夏布洛尔早年所总结的，这确实是天主教的艺术，是人面对一个超越性的外在客体发出的告白与忏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宾·伍德会看似不可思议地把《惊魂记》、《迷魂记》与莎士比亚《麦克白》、康拉德《黑暗之心》、济慈《拉弥亚》、《夜莺颂》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再来看《母亲》的内核。影片讲述的是母亲（没有名字）在弱智儿子陶俊被抓捕后，竭尽所能地要找出真凶，解救儿子的故事。影片的悬念在于母亲能否解救儿子，真凶到底是谁（“凶手是谁”是最被希区柯克唾弃的悬念）。

奉俊昊在整部电影中，都成功控制住观众，整个叙事机制、视点都围绕母亲展开，对母亲的认同感贯穿整部电影。与此同时，影片有好几个反转点。振泰洗去怀疑是一个反转，接着是捡破烂的老人被怀疑是真凶，最终发现真凶就是陶俊。尾声处再来一个反转，另外一个弱智儿童被当做替罪羊被捕。弱智，奉俊昊的标签式人物，其功能不外乎是无法觉醒的愚昧个体的隐喻。

几个反转中最重要的反转当然是饶了很大一个圈子发现真凶就是最初的怀疑对象儿子陶俊。当这个反转被揭示出来后，之前大量剧情铺垫形成的对母亲的强烈认同、同情的机制，在这里也会产生变异。但这种变异并不会像希区柯克电影中的认同机制那样所导致的复杂化。观众对母亲的认同，在反转之后，造成的结果不过是更加的同情，强度的提升罢了。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小个体，反智、愚昧，被强权势力侮辱，每日的生活不过是苟且偷生，当生活突然出现严重危机时，在源自血缘的本能性的母爱驱动之下，能做的不过是疯狂的挣扎求生。为不少影迷沉醉的结尾，母亲的夕阳之舞，渲染的是凄迷哀婉的华丽抵抗。而整部电影的真正内核，就是在控制观众的认同机制驱动下，让观众对母亲这样一个弱小个体疯狂抵抗的举动产生情感共振，继而对韩国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进行批判。这其实就是韩国电影的国家主义美学，弱小个体自我悲情化的、一味死扛、扭曲至狰狞变态的抵抗。绝大部分韩国商业类型片、艺术片都无法跳脱这个美学怪圈。

这种反超越性、向心力极强的儒教威权系统在韩国畸形变异之下催生的局部的、特殊的、具体的、实际功利的美学叙事、政治伦理，与希区柯克天主教机制下对人性普遍性、整体性、超越性的自我反刍与忏悔，完全是两重境界。

这是奉俊昊学希区柯克真正的荒腔走板之处。

（首发于虹膜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