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

二老太太，白景琦的母亲，当初白家老太爷在白家危难之际将白家托付给了她，人称“二奶奶”。

一介女流，却让白家顺利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关键是能让白家起死回生，重新盘回了白家老号，让百草厅又姓了白！虽为女子，却比男子更精明、更深明大义，可谓一世英名，但她一辈子里最没看开的就是，她其中一个儿媳妇——杨九红！

更是在去世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不许杨九红戴孝！”连猫狗都披麻戴孝，杨九红却不能。

只这一句就彻底的否定了杨九红的身份，也成为了杨九红终身的痛！杨九红为此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每次看大宅门，我就会对杨九红的命运产生一种谜一样的思考。

为什么英明一世的二老太太坚决不接纳杨九红？待杨九红宽容一点呢？

如果白景琦不幸早于她死亡，而白家处于另一个危机中，她和白文氏携手渡过了难关之后家族再振，是不是能够更加让人高兴？

要知道杨九红在白家因东北战乱，而被切断了购买药材的路，白家百草厅陷入无药可用的危机之时，

主动站出来请求去关外办药，并且女扮男装成功说服白景琦，带着槐花一起去关外办药。

在关外办药历尽艰辛，终于成功把药办回，解决了白家的危机！俨然就是年轻时的二奶奶~

但是，考虑再三，我以为杨九红这个角色不应该走这个路线！

因为如果走了，这片子就不叫“大宅门”，该叫“百草厅传奇”了......大宅门，宅门里有恩怨，有爱恨，也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是非。有传奇，如白文氏，白景琦，有悲剧，如黄春，杨九红。

01 白文氏

白文氏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叛逆者，以女性的身份在男性的世界中大放异彩。

但实际上，她对于传统的观念却奉若圭臬。

她在白家穷途末路时顶门立户，在她看来是不得已的。白萌堂（白景琦的爷爷）死前让她管家，她要求交给丈夫，自己协办。这是她作为女性，最终希望退守家庭的表现。

在长房的几个孩子成人后，她说“今后我就不管事了，吃现成的”，全无恋权的表现。可以说她虽然事事精明刚强，但实际上她愿意扮演的是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

退居幕后，成为丈夫，儿子的协助者，这是传统观念给“好人家姑娘”的一个标准，一个归宿。

她并不理解何为忠君爱国，但她对不能造反，不能犯法深信不疑。这种心态和信奉观音菩萨没有区别，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训练有素。这是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常识。

所以当季师傅说“唐宗宋祖，这些祖宗如果都是忠君爱国之辈，哪儿轮得上他们当皇帝？”

她表露出的是吃惊甚至害怕的表情。

斯琴高娃演绎的极好，正当盛年的白文氏，对外八面玲珑，对内乾纲独断，可听到这句话却马上畏怯地低着头，抬眼自下而上看纪师傅，小心翼翼地说，“季师傅这话，处处透着新鲜。”

为什么新鲜呢？因为在当时，敢于发表这样言论的人不但少见，甚至有点造反的嫌疑。

对于白文氏而言，对于这样的说法，她估计前半生想也没有想过。若不是生意人的精明和会说话，大约就要扭着季师傅骂一顿了。

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宗族观念，封建女性地位认知，都是长在她脑子里生了根的东西。她在前期因为有宗族观念，因此认为“家不能散”，所以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几次对于白三爷以德报怨。

这不是因为她认为三爷还有救，而是她一直挂在嘴边的，“只要是白家的人我就不能不管……”

她嫁到白家，自己本身就成为这个家族的附属。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作为女主角，很多故事片都喜欢给女主角起名字，即便白亚萍这样的配角也是有名字的。

但二奶奶没有名字，我们会发现她始终被称为二奶奶，或者白文氏。她的个体属性从一开始就是消失的，但凡她出现，代表的就是整个白家。她即是掌舵者，又是卫道士，同时她也是奴隶，是附属。

而她对此并不痛苦，她是毫无知觉的接受的这一切，并且成为制度的代表。

制度，哪怕是礼法制度，阶级制度，宗族制度这些被冠以封建前缀的制度，是有它们的力量的。

比如在动乱时期，是宗族制度凝聚了整个家族的力量，使得这个家族得以中兴。白萌堂死前说“绝不能分家”，就是这个制度的映射。白文氏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家不能分”。

她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却始终捍卫这一点。因为她知道，分家就是力量的削弱，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中，防止资源，财产外流的方式，就是家族体系的紧密联系。

但这些制度也有弊病 ，比如黄春要生孩子之前，白景琦嘱咐她说，“大宅门里是非多，受了气忍着点，等我回去再说。”

包括三爷的种种作妖行为，都是大家族带来的阴暗面的集中体现。

因为具象到一个人身上，显示出了最大的戏剧性。（演员刘佩琦对这个人物的杰出塑造，又让这种阴暗面显得更荒诞和滑稽。）

02 出身即是原罪

作为这一切制度的代表标志，白文氏对于杨九红的冲突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冲突是门第和阶级的冲突，也是权威和反叛的冲突。

杨九红的出身即是原罪。

因为她是“瑶姐儿”，是不容于封建准绳的，她可以作为外宅放在台面下，但是却不能进入体系内。就像白文氏买通常太监时，她知道这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一条路，但绝不敢和白萌堂商量。

因为这也是违反了体制的，可以做，但不能说。

因此她对白景琦娶杨九红也是这个态度：你可以打擦边球，但你不能去挑战大宅门的权威。这件事可以做，但不能拿上台面。所以杨九红想要进入体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娶妻的准绳就是良家子，好人家的闺女。即便贫穷，但是不能出格。黄春是名门之后，槐花能够做白文氏的丫鬟，也是清白家世，而最后一个“抱狗的秀儿”也一样是来自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底层家庭。此外如乌宝生的女儿翠姑是乡下丫头，但也是本份人家。

本份，是白家娶妻甚至纳妾的规矩，就好比当铺里无论多好的料子也要喊“虫吃鼠咬”，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是规矩”。

而为什么要有这个规矩，大部分人是不记得也不理解的。所有人按照规矩本份地扮演螺丝钉的角色，让家族乃至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够了。

杨九红并不是一个例外，她有和白文氏一样的传统女性认知观念。所以她洗尽铅华，想要做个从良的贤妻。

她见黄春，见白玉芬，都是低眉顺眼，曲意迎风，完全没有了她在妓院里那种泼辣欢脱的性格。她真心实意想想进入这个封建体系，她的不幸也来源于此。

若她一路泼辣到底，不去试图融入大宅门，或许不至于到最后的下场。

她唯一的一次觉醒式的反抗，是怀着儿子想走。这一次的杨九红是最勇敢，也最本色的一瞬间。

但是命运容不得她，她流产了。从此一蹶不振，越发沉沦不起。她像那个世道上很多的人一样，被世道挤到边缘，又不得不回到原本的轨迹中。

03 那时的女人们

杨九红是一个悲剧角色，但也是白文氏之外最出彩的女性角色。她不断爆发出火花，不断在问“为什么”。

而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女人并不问为什么。她们默默忍受一切。

三爷的老婆三奶奶，人称小辣椒，她泼辣厉害，可是她默认丈夫纳妾鬼混。

白玉芬和黄春都是名门之秀，性格也都很刚硬，但面对白景琦娶妾，她们也只是顺理成章的接受这个结果。

关香伶更加典型，她到二十三岁还没有嫁人，最后却因为书香门第不能悔婚，远赴新疆去嫁给已经落难的詹家人。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为这是女人的本份。

杨九红是这个戏的一个“眼”。

她的存在让故事变得多面——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爷，却不敢反抗真正根植心中的权威。

二奶奶一世厚道，却在最后让人母女生离。白家老号行善积德，可这大宅门却吃人不吐骨头。

她是一把俏丽的尖刀，挑开一道缝隙，把软弱和乌糟暴露无遗。把平面化的传奇英雄，变回血肉凡胎。没有她的悲剧，这个故事圆满不了。

04 观念下的同化

最后要说一下，白文氏为什么抢走孩子？这恰恰是白文氏善良。

但这种善良很可怕，为什么呢？

因为她知道小孩子的母亲是瑶姐，怕孩子行差踏错，怕她因为自己的母亲吃苦，怕这个孩子会遇到什么不幸的前途。

她一心怜爱这个孙女，带在身边亲自教养。

我们从《红楼梦》里的探春可以看出，母亲的社会地位低下，对于一位小姐是有多大的影响。

白文氏在为孩子打算，但她的体制也是真的排斥孩子的母亲。

于是她很自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割掉孩子的“先天病灶”，把她和母亲隔离。

在她看来，杨九红是一个闯入者，闯入者的死活无关痛痒，但代表家族一部分的孩子不能有任何损失，她以一个保护者的心态，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残酷举动。

佳丽最后确实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大家闺秀，也做起了贞洁烈女。（婚后不久丈夫战死）

在那个时代，分分合合，离婚再婚也是常见的事，但却有这么一个大好年华的女人，青年守寡，为了一个没有见过多久的丈夫不言再嫁，可见这种白文氏给予的同化，是多么的彻底。

在这种故事里的从一而终，爱情占了三成，七成是观念使然。

白文氏希望孙女过得好，最后却让她终身凄凉。

v号：墨落文化

《大宅门》的时代可以结束了，不必再夸了，再夸下去就是笑话。 这部剧当年为何火，实际上渗透了一种情怀——即改革开放一代对自己的意淫。这种意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流氓、嘴贫、能挣钱。白景琦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大宅门》是一碗老鸡汤，由四十年代生人的老大哥郭宝昌熬出来，给六十年代生人的弟兄们喝，喝出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狂潮，这不得不说是邓公的功劳，他老人家允许人民向“钱”看，从此开启了五零后六零后乃至七零后的致富梦想，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教育水平比现今要低，国家经济又出于大跃进之中，各类法制不健全，处处都是逾规暴富的例子，什么养鸡养牛养鸭子，宰猪杀羊喂蝎子，去广州深圳批发电子表电灯泡，倒来倒去的，全都发了。但在那个封闭与开放并存的年代，说到底，就是自己来点小骗，骗了另几个小骗子，随即满心欢喜，自封为亦正亦邪的江湖大侠，自认前途已堪比范蠡雪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请注意亦正亦邪这几个字，可以说，改革开放一代是最早意识到此四字魅力的人，文革时与文革前，提倡革命，提倡道德，投机倒把者要抓起来，改革之后，风气渐松，亦正亦邪的倒爷儿立马成为社会新宠，什么革命社会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早是穷人的象征。现在你得做生意，你要学得坏坏的，这样才有摩托汽车和女人跟着你，白景琦，就是这一代人的图腾之一。而且我发现此风气在电视剧界虽已是日薄西山，但仍有延伸之势：《血色浪漫》，《正阳门下》，皆有此种倾向。 当然，此风气虽有其空洞无聊之处，却也有其坚持的原则，但其原则亦可说是空洞的，为其衰落做了底部垫脚的圆木，这个原则就是：我虽然是倒爷，我坏坏的，我沾花惹草，又能赚钱，但我还要对老婆孩子好，还要严格教育下一代，还要孝敬长辈，撑起家庭，这是原则，我绝不改变。没错，又是白景琦。这其实又很符合改革开放一代的价值观，因为两部《大宅门》的播放年代是两千年左右，改革开放一代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孩子都不很大，老婆又正是七年之痒，处在和婆婆闹矛盾的阶段，可以说，恰是中年危机的开始，《大宅门》的出现，给了这批男人很好的意淫范本，他们一边干着体制内工作，一边弄点小买卖，把自己幻想成白景琦——家境殷实，略有雪月，内不负妻儿父母，外可脚踢三市，拳打五街。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也只能是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赚的不多不少，然后被留在大城市的儿女一扫而空，做了首付。这一代人的命。 时代变了，教育变了，现代年轻人往往接受美式政治正确，崇尚平等法制，动辄要求权利。从知识上说，他们多才多艺，钢琴绘画，多少都懂，数学外语，比自己父母不知好到哪里去。对家庭的观念也不再是“我要撑起家”，而是“家要撑起我”，对爱情也不再是“墙内有偶，墙外引花”，而是“花丛乱舞，不知有婚”。社会呢，人大颁布细则无数，中央也要禁吃禁喝。白景琦们吃不开了，钱不好挣，还要看儿女脸色，多年的风花雪月，到头来还是枕边黄脸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另一种迷信，即对外国的迷信，对儿女的迷信，外国制度好啊，养老有保障啊，教育水平高啊，空气很新鲜啊。你看你爹，当年用两瓶茅台混到科长，在国外，哪里会这样？人家讲实力啊，不搞这些，送酒要抓起来的。你去吧，学点有用的。 先前郭宝昌导演被拍了一部纪录片，说是成名后回老家，闻说亲戚的孩子辍学，郭导大怒，当面怒斥，骂俩孩子没出息，不上学哪里来出路？现在看来，郭导虽然说得对，但也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大宅门》之后，郭导又拍了《宅门逆子》，然后便是个三部曲，分别名为：《门可罗雀》， 《鸦雀无声》，《销声匿迹》……相信这里面既有年龄的原因，也有不能高飞的无奈。 据说郭导是张艺谋等人的大哥，那就算是吧。 弟弟们到底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