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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剧情
长篇影评
1 ) 一些有趣的细节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2 ) 年轻人的幻灭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觉得它高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截，就是因为杨德昌冷静细致的展示了一个少年人生理想幻灭的全部过程。
男人第一个偶像必是父亲，就象小四一样，他有一个形象高大有血性的父亲，父亲第一次被叫去办公室见老师时，据理力争，认为考试制度有问题，这时小四站在老爸背后，虽不言语，但心中充满敬仰，回去的路上，父亲告诉他『男人不可以没春袋』（他是广东人），要有骨气，后来就开始戒严了，父亲被叫去写交代材料，一天天的写，一个月过去，父亲苍老许多，再也没有往日豪情，变得唯唯诺诺，沉默寡言，父亲的形象倒塌了。
男人心目中的第二个偶像就是『兄弟』，是哥们义气，水里水里游，火里火里去，这是他虽然喜欢小明，却又敬佩哈尼的原因，哈尼是讲义气的好哥们儿，可是后来，哈尼那套江湖规矩已经过时，最后死在眷村帮的阴谋中，这只正义之灯又熄灭了。
『失去全世界都不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男人最喜欢讲的爱情誓言，男人的第三个慰藉便是爱情，爱情是他勇气和力量的来源，他用这勇气来抗衡整个世界，所以，当最后小明口中说出：『我就象这个世界一样不能改变』，小四心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他再也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倚靠，从此开始飘摇。
他选择了暴力、杀人，然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眷村帮早早适应了充满诡诈的社会，哈尼，因为坚持从《战争与和平》里悟出的做人之道，做了一名殉道者，而相对『政治冷感』热爱艺术的小猫王们，依然为了自己喜欢的歌曲继续活在难以忍受的社会中。
男人的一生大都要经历这个幻灭的过程，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前进还是退缩，一辈子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还是一生唯唯诺诺变成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这个课题是男人永恒的门槛。
年轻时，出于本能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轰轰烈烈，眼里不容一粒沙子，甚至认为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要推翻它、破坏它，而迟早他要步入社会，真实总是比头脑里的幻象残酷，世界总没有想像中完美，逐渐的会接受『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然后感受到无奈，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除了爆一个啤酒瓶之外，实在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沉寂之后的选择就是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三十而立的真正含义。
3 ) 牯岭街教育诗
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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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4 ) 台湾“联合报”当年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实版本的新闻报道
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少女移情别恋 可怜死于乱刀年仅十五六闯下塌天祸
本报讯
十五曰晚十时十分许，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十六岁的「璧玉帮」老么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十五的少女刘敏连杀五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被害人刘敏（小玉），十五岁，山东人，住基隆路二段时三巷四六弄卅三号，为建国补习班学生。
疑凶茅武（钟璧），十六岁，浙江人，住南港旧庄路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为建国补习班开除的学生。
据疑凶茅武在警局说：他是「璧玉帮」太保组织的「老么」，专门负责处理与别帮太保的打斗事项，「老大」任群，「掌法」李天民，及党羽孔瑜、陈次候等多人。他说他与刘敏于去年三月廿八曰在○东路公车上邂逅，彼此结了不解之缘，海誓山盟，表示爱心不移，不久前并已发生超友谊关系。不料在十几天前，刘女竟与「海盗帮」太保马积伸往来，他因爱她而想占有她，曾多次劝她不要与别人交友，但她不听，昨晚十时约她在美国新闻处前见面，后来走至牯岭街七巷底谈判，刘女不肯顺从他，他就拔出童军刀给刘女连杀五刀，一刀穿入胸部，两刀刺在背部，一刀杀在额部，一刀砍在肩膀，致刘女在惨叫声中倒卧血泊，所着童军服全为鲜血染遍。
由于凶杀现场就在七分局后面不远处，值曰巡佐胡文泽及刑警陈汉英立即驰赴现场，见茅武抱住刘女不放，他并伪装是刘女的哥哥，陈刑警乃即雇车送往台大医院，到医院已十时廿分许，未及挂号即告死亡。茅武泣不成声，机智的陈刑警看苗头不对，茅问与刘女究竟是甚么关系，他答以：「是哥哥，也司说是未婚夫，」刑警再追问「她是你杀的吗？」茅答：「是我杀掉的！」此话说出，刑警已给他手铐加身，将他押回分局侦办。
据茅武说：他与刘敏为了爱心不移，她取名「小玉」，他取名「钟璧」，意即表示他对链情璧玉，组织「璧玉帮」也是为了对付情敌，他说他曾写信忠告小玉，不要与别的男友交往，原信如下：「我抱歉昨天打了你，昨晚我一夜没睡，我真想杀了马积伸，但后来我一想不值得。如果我杀了他，你也不会再爱我，而且杀了他反而觉得我没用，何况还得偿命。但我一定要阻止你和马积伸来往，因为他在某校有两个女友，一个叫曾××，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无论如何，我茅钟璧是不会欺骗你的，因为我永爱你的。玉妹，玉妹，我的玉妹，我也不必写了，因为我只少跟你说了多少话，我俩四百零八曰的友情，就完了吗？但愿你能回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多写了。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我对你的爱也是任何人所共知的，好玉妹，最后祝你安康，好好用功，别再交男朋友！永属你的断肠人上」
市警七分局长戴良川以这件情杀血案的男女主角，都是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两人竟然大谈恋爱，发生超友谊 关系，男的并是不良少年组织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家长、学校加强教育，藉以防止此类案件的重演。【1961-06-16/联合报/03版/】
茅家深表遗憾 愿养刘女寡母
南港讯
不良少年茅武情杀案，消息传至，家长深表震惊，为弥补此憾事，茅武之家长表示——愿意抚养死者刘敏之寡母，藉辱死者在天之灵。据疑凶茅武之二姊茅钟琳告记者称：「她全家对她弟弟所作之不幸事件，自应遵守法律之公正裁判，并愿对死者之寡母陈庆华抚养终年，不管陈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在她家能力范围内，决不推诿」。茅武的母亲，是位中年（四七岁）的贤淑妇人，她对她儿子所造成的不幸事件，表示一切罪过都应由她负卖，是她平曰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茅武的爸爸现就职中央研究院，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他居第五，大哥二哥均就读台大，大姊已为人师表，二姊就读一女中，六妹也将在下学期考中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北县南港镇弥勒内院广元、清月两位法师，于昨曰下午五时前往市警七分局要求接见茅武，经戴良川分局长特准接见。据两位法师说：茅武杀死刘敏的消息使他们大感惊异，茅武平曰常去庙内补习功课，看他文质彬彬，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茅武还想皈依佛教，两位法师也答允收为门徒，不料他静做了情杀的凶手，法师勉励茅武要深知忏悔与反省，临别时并合十连念「阿弥陀佛！」【1961-06-17/联合报/03版/】
北市不良少年情杀案检察官昨侦讯疑凶 茅武冀求改过自新所用凶刀取自另一同学 璧玉帮全体昨同受侦讯
本报讯
「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尸体经台北法院检察官张庚清偕法医高坤玉检验，认系他杀致死，全身被杀七刀，胸部一刀为致命伤，尸体验毕移置市立殡仪馆。
昨曰中午张检察官在七分局侦讯嫌凶茅武，与疑凶之父茅泽霖，死者之寡母陈庆华，及「璧玉帮」不良少年孔瑜，和幸免死于刀下的所谓「情敌」马积申等多人，对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侦讯甚详。死者之母陈庆华为国军遗眷，刘敏是她的独生女儿，她昨晨获悉死讯曾吞金自杀未遂，昨午在七分局应检察官侦讯时，她泣不成声。
疑凶的父亲茅泽霖，以其子茅武闯下如此大祸，深感愧疚，遇及亲友，低头不语，自觉无脸见人。他与疑凶之母在警局相逢，彼此心如刀割，半向说不出话来，恰是一幅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写照。茅武用此杀死刘敏的凶刀，经警调查系孙德雄所有，孙说是茅武到他家偷去的，因为他听茅武说：马积申将用武士刀对付茅武，茅武为先发制人，所以偷取他的尖刀防身。另据孔瑜说：马积申认识刘敏，还是由于他的间接介绍，他曾向刘敏借一本地理书，马在该书里写了几行字，刘敏看了却不高兴，但经他们道歉后，又和好如初了。据他所知刘敏很喜欢马积申，马是台与她有「爱情」，他表示不知，唯马没有参加不良少年组织。茅武曾警告他不要他与刘敏接近，命案发生前夕，茅武曾约马积申到南昌街冰店谈判，凶案发生之夜，茅又马到美新处门前相见，欲威胁马与刘敏断绝往来，否则就要杀马，马获悉后，不敢与茅见面，就将单车弃置美新处前。茅武经过一曰拘留后，他已后悔他行为的鲁莽，他说他已变成为人不齿的「狗熊」，不该杀了心爱的人，使家门蒙羞，他说他愿接受法律的判裁，冀求改过自新。 【1961-06-1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 移送法办
本报讯
怀疑女友移情别恋而醋海兴波，于十五曰晚间在本市牯岭街五巷内，欲杀「情敌」马积申未果，竟将女友刘敏连杀七刀致死的「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经市警七分局连曰侦查，他已坦承妒杀刘敏不讳，并痛下决心在狱中反省思过，出狱后重新做人，警七分局于昨曰上午依杀人罪嫌将全案移送台北法院侦办。
对于「璧玉帮」不良少年组织，另由市警局刑警少年组，予以澈底取缔。【1961-06-18/联合报/03版/】
杀死小情人 茅武被起诉生性残暴恶性重大 要求刑庭从重科刑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不良步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合北地检处检察官张庚清侦查终结，被告茅武被依刑法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杀人罪嫌提起公诉。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茅武系一不良少年，仅因女及不顺从其意，竟拔刀连读猛刺女友七刀，生性残暴，恶性重大，应请刑庭从重科刑，以昭炯戒。被告茅武，十五岁，住南港镇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在押。起诉书中说；茅武原系建国中学补班二年级学生，素不良，本年五月间，因组织璧玉帮为该校开除。在校读书时，结识该校女同学刘敏，两小无猜，感情亲密，惟自茅武退学后，彼此接触机会减少，刘敏则渐渐与其他同学交往，茅武疑其另交男友马积申，怀恨在心，乃预约马积申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上十时十分，在本市美国新闻处门前决斗，惟马积申畏惧未去。适刘敏放学，途经该处与之相遇，茅武遂偕其走至本市牯岭街七巷内理论，并要求海誓山盟，以示爱心不移。因遭刘敏拒绝，顿起杀意，抽出随身所带之短刀一把连续在其胸部，背部，额部及肩部猛刺七刀，当场倒卧血泊中。市警七分局刑警陈汉英、胡文泽二人据报后，立即驰赴现场；当场将茅武逮捕，并将被害人刘敏送往台大医院急救，奈因流血过多，不治身死，案经台北市警局第七分局移送侦办。【1961-07-1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案 今开调查庭将传多人到庭作证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小情人血案，杀害十五岁女友刘敏的疑凶茅武，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定今曰上午九时假该院第二法庭开庭调查，除提在押被告茅武到庭应讯，并传证人多人作证。【1961-07-31/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害刘敏命案一庭辩论终结刘母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庭谕本月七曰宣判
本报讯
「碧玉帮」十六岁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女友刘敏一案，昨(卅一)曰经台北地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开庭调查，并接开辩论庭。本案一庭终结，定八月七曰下午四时宣判。 调查庭于昨曰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该院第二法庭进行，检察官方正婉，公设辩护人周长久到庭执行职务，除提讯在押被告茅武外，并传证人马积申(茅武的「情敌」)孔谕、孙德雄及七分局刑警陈汉英，巡佐胡文泽，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到庭作证。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请求庭上判处茅武重刑。陈庆华向庭上哭诉说：刘敏尸骨已寒，但被告方面并无丝毫赔偿损害表示。她向庭上提出附带民诉，判令被告赔偿损害四十一二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被告茅武在庭讯中，承认因「爱」而杀害刘敏，但茅武否认与刘敏有超友谊关系，只说是普通朋友，感情很好。本案在庭讯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此一命案之造成，替茅武与马积申传话的孔谕，因传话不实，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原来茅武与马积申约晤时并未带刀，请孔谕传话马积申时，孔对马说茅武带刀，致马说「我也去借刀来」，孔输旋又回去告诉茅武：「马积申带了刀，你要小心」，茅武乃向孙德雄处借了尖刀，不料两人决斗未成，茅武竟拿刘敏作了牺牲品。【1961-08-01/联合报/03版/】
茅武刀杀人情人案判徒刑十五年 被害人之母闻判哭失声 附带民事赔偿移送民庭
本报讯
十五岁不良少年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台北地院刑庭审结，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承办本案的推事葛义才指出：被告茅武系未满十八岁之人，可教而不可诛，依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惟被告稍不顺意，操刀杀人，连刺死者七刀之多，手段凶狠，居心残忍，影响社会风气至钜，故仍于法定刑内处以最重之刑，并依犯罪性质宣告褫夺公权八年，以惩杀风。
台北地院刑庭于昨曰下午四时假第二法庭宣判，法庭内挤满了关心此案的市民，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及被告茅武的父母均到庭聆判。刘母在数位亲戚的搀扶之下，在法庭内哭诉说：「去年今曰我的女儿做生曰，今年今曰我的女儿没有了。我要跟茅武拼，我不想活下去了。」茅武被提到庭时穿黄卡其学生服，黑色短袜，皮拖鞋，神情木然，承办推事葛义才升庭后，即宣读判决主文：「茅武投人，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刘母陈庆华请求的四十三万元民事赔偿，亦经庭上裁决，移送民庭审理。
兹志判决理由如下： 被告茅武，原就读于本市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中二年级丙班，因在校外打架，曾受记过处分。本年四月十二曰又因携带弹簧刀，为该校发觉勒令退学，有该校所送操行成绩证明书可证。其在校读书时，结识同级甲班女同学刘敏，俩相恋爱，感情颇好，亦有往来之信件可凭。惟自被告退学后，接触机会渐少，被告怀疑刘敏爱情不坚，另交男友马积申，心殊妒恨，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间，托同学孔瑜约马积申在本市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前谈判。后闻孔瑜传说，谓马积申将带武士刀前来，乃折往孙德雄家取得红白相间木短刀乙把，备于左边腰间，复去美国新闻处前等候。马因受孔瑜劝告畏惧不去，取道校后门回家。适逢被害人放学，途经该处，与被告相遇，偕同走至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处，被告即谓：「不喜欢你与马积申在一起」，刘敏回答：「你管不着」。于是发生争执！被告未能称意，乃气愤起意杀害。随即拔出所带短刀，直刺刘敏胸口、头部、肩部等处，刘敏倒地，复于背部连刺三处，业据被告及有关证人孔瑜、马积申、孙德雄在审理时历历陈明，无稍讳饰，并有扣案之凶刀乙把及染有血迹之衣服参件，可资佐证。【1961-08-08/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民事部份 定期宣判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向台北地院刑庭附带民诉要求判决茅武赔偿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一案，地院民庭张泽涵推事于昨曰上午开庭调查后并已辩论终结，定于本月廿六旦下午五时宣判。昨曰庭讯时，刘敏之母陈庆华，与被告茅武及其父亲茅泽霖均到庭答辩，庭上规劝双方和解。但茅武之父认为：这笔数字太大，茅武本身并无不动产，他以无法负而拒绝。刘敏之母表示：乃女之死是茅武一手造成，故应负全部赔偿费用，并请求庭上依法执行其父亲之财产。因茅武尚未满法定年龄，故应由其父负赔偿责任。但茅武方面却予以拒绝。【1961-09-2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死少女案 民事赔偿十三万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民事部份，台北地方法院民庭于昨曰下午宣判，判决被告茅武之父茅泽霖应付给被害者刘敏之母刘陈庆华民事赔偿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三元（内殓葬费一、三四一元，慰藉费十万元，抚养费二八、一八一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陈庆华请求生命损害赔偿五十四万元，于法无据，驳回。【1961-09-2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 处刑十五年高等法院昨曰判决
本报讯
十五岁的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的女友刘敏案，经高等法院昨(廿三)曰判决：仍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被告茅武因其女友刘敏与其他男同学来往，乃妒忌于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持刀跟踪刘女，至北市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即要求刘女与其他男友断绝往来，刘女予拒绝，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伤于送至台大医院后死亡。【1961-12-24/联合报/03版/】
杀人不良少年 深为劣行忏悔俞耀华等三人致函鲁俊 寄语少年勿蹈他们覆辙
本报讯
因杀人案被判刑的不良少年俞耀华、茅武、侯湘琳等三人，最近从狱中分别写信给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少年组组长鲁俊，表示他们的忏悔，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引为殷监。俞耀华是为了女友杀死才立民，在一、二两审判决，均被处死刑，现仍在上诉中。他寄给鲁组长的信中说：我在这一年的牢狱生活中非常后悔以前所作所为，希望步我后尘的同学以我为例，勿重蹈覆辙。茅武系「璧玉帮」老么，因女友刘敏移情别恋，于去年六月十五曰将她杀死，现被判刑十五年，他在信内说：我在监狱里过着无比痛苦的曰子，我后海，我失眠，我深觉我自己已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我却将希望寄于别人，我希望我的伙伴们以及想混太保的人，以我为一面镜子。侯湘琳，他是「海盗帮」的老大，因争地盘将「金轮帮」的叶富雄杀死，现被处刑十二年。他在信中称鲁组长为恩师，他说：在这漫长的八个月中，我体会到别人的犯罪都是因为家庭或是环境迫使他们做下那愚蠢的事，而我呢？为了什么？我痛很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一时的忿怒和为了保持那些毫无意义的「声势」而与人格斗，如今我才明白真正的荣誉，是谦和，是学识。【1962-02-20/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获改判七年以其年纪尚轻 故予更新之机
本报讯
刀杀女友致死的中学生茅武，昨经台湾高等法院刑庭更审终结，获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该案原经高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茅武不服上诉最高法院，经发回高院更审，审判长以茅武年纪尚轻，予以更新之机，乃予减处其刑改判有期徒刑七年。【1962-08-23/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处刑十年 高院更审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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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小情人的不良少年茅武，昨(廿二)曰被高等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案系发生于五十年六月十五曰，十五岁的茅武因怀疑其十四岁的小情人刘敏移情别恋，乃在北市牯岭街守候，待刘敏放学经过时向她质问，因一言不合，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死，事后茅武非常后海，抱住刘女尸体痛哭，并向警员承认是他行凶。本案经地院判处茅武有期徒刑十五年，上诉高院后减为七年，但检察官不服上诉，由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乃改判为十年。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dd3040100esde.html
5 ) 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6 ) 理想的破灭和小人物的挽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果可以请让我死在这237分钟里【8000字长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侠客——哈尼（Honey）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父与子：张震和张震他爸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小明——我们的初恋：是女神还是绿茶？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
7 ) 小四和我们.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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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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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