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伟大和浪漫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2 ) 隐匿的人性——历史中的史塔西和柏林墙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
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3 ) 迷误在人性之中——浮浅之作《窃听风暴》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新德国有什么好写。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4 ) XX7号?一个都没有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5 ) 压制•良知•救赎之路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6 ) 令我惊讶的电影情节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