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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更新时间：2023-07-20 11:17
详细剧情
本部纪录片直击“艾滋病”这个敏感而恐怖的话题，以跟踪拍摄被感染的马深义一家为整条线索，赤裸裸的向我们诉说着，这个家庭面对生死的生活原态和他们的心路。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省南部的一些乡村中，很多村民在卖血脱贫的鼓惑中，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马深义一家就住在文楼村。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宁宁以外，整个家庭都是艾滋病的受害者。纪录片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讲述艾滋病带给整个家庭的这场灾难。 本片荣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长篇影评
1 ) 马深义： 失妻十年
http://news.sohu.com/20111226/n330274646.shtml
2011年12月26日14:06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曹林华
马深义：失妻10年
本刊记者 曹林华 发自河南上蔡
马深义（姜晓明）
马深义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吹了一口烟，右手抖了抖烟灰，说，10年来，他一直在快乐地等死。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一名艾滋病患者。10年前，他的妻子雷妹因艾滋病去世。
从此，3个孩子便与马深义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10年过去了，19岁的大女儿马可（化名）在当地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马茹和马占朝也在学校里读到了初一和小学四年级，成绩都还不错。
“雷妹在下面可以安心了。”马深义用脚踩着扔在地上的烟头，淡淡地说。
添了台冰箱
12月8日，阳光有些懒散地洒向马深义家的堂屋。屋里，除了摆在进门靠左手的一台电冰箱和一辆摩托车，无其他贵重物品。
冰箱旁边的木桌上，零零散散堆放着一些西药。马深义说，都是感冒药、“老二和老小经常感冒，家里要经常备着。”
马深义说，摩托车是邻居家的，因为他们一家都出去打工了，就临时让他帮助看看。他偶尔也骑着摩托车上县里走走，他说，这东西老不骑就容易坏。
冰箱是今年7月添置的。马深义说，那时候天气特别热，剩菜在屋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怪可惜的，倒掉又觉得浪费，吃了又坏肚子。”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马深义跑到上蔡县买回了一台冰箱。这也是10年来，他们家添置的惟一电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马深义觉得，他和老二、老小还没有习惯吃冰箱冻过的东西。
家里有冰箱之后，马茹和马占朝特别兴奋，有事没事就把水装在矿泉瓶里放进冰箱，放学回来后再喝。每次喝过之后，他俩都要闹上几天肚子。不仅仅是孩子，马深义喝过冻水之后也是如此。
马深义说，不仅是喝冻水，就是西瓜、香蕉之类的水果，只要在冰箱冻过，他和孩子吃过之后肚子都不舒服。
后来，冰箱除了用来放剩菜剩饭之外，基就没别的用处了。“饭菜拿出来热热，吃了后还好，没什么问题。”马深义说。
大女儿的婚恋烦恼
雷妹去逝时只有9岁的马可，如今已开始谈婚论嫁。
然而，马可的婚姻问题也成了马深义最大的一块心病。“想替她找个好人家啊，不能因为我和她弟弟妹妹把她拖累了。”马深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马可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前与老家邻县的一个男孩自由恋爱，但男方父母因为马可家里的情况，最终未同意让男孩与马可继续交往。
对此，马深义常常自责。“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让男方家里知道我和她弟弟妹妹的情况，但这瞒也瞒不住。”马深义叹了口气。
马深义说，马可刚与男孩恋爱时，就打电话跟他说。并没有反对，他对马可说，只要你们合得来就行。末了，他告诉马可，最好通知男孩的父母过来家里看看。
为此，马可和男孩商量，辞掉工厂的工作，于本月初回到各自的家里。
6日，男孩带着父母来到了马可家。马深义便把家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对方。“他们脸色很快就变了，坐着也觉得不怎么自在。”马深义摇了摇头说。
尽管如此，男孩和父母还是留下来，在马深义家里吃了午饭，下午他们就回家了。“吃饭时，大家什么都没说。”
男孩父母最终拒绝了这段少男少女间的感情——吃晚饭前，马深义接到了男孩的电话：“我们一家商量过后，认为你们家的负担太重，不同意继续交往。”
马深义相当来气：“他说了一句不中就算了，便啪地挂了电话。说什么负担重，其实就是对我们家恐惧。”
挂完电话之后，马深义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不过，当他和马可说过此事后，马可倒是安慰起了父亲，“不中就算了，那边交通不方便，都是泥巴路，走个路啥的脚上全是泥巴，我们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村里邻居找到马深义，想帮马可说门亲事。但见过面之后，马可嫌男方个子太矮。“这种事，我也不能勉强孩子，一辈子的事啊，由她自己选择。”
不过，马深义还是希望马可尽快找个人家。“毕竟还是要成家的，哎，三里五里的不要紧，只要我百年之后，有个人照顾她就行。”
学会感恩
马深义说，这些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感恩。“如果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家早就不在了。”
雷妹去世后，马深义只要在外面遇到残疾或乞讨的人，他都会给个一两块的。“要把帮助传递给别人。”马深义望着家里的院子说。马深义说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绕道而行。
如今，马深义在家种了五亩多地。风调雨顺，收成好时，一年可收四五千斤小麦。农闲时节，马深义也到一些工地上做泥水活。“我不会砌墙，只能做做小工，一天赚个五六十的。”
马深义说，趁自己还活着，多给孩子们攒点粮食。两个患病孩子的未来，是马深义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如果是死在我前面还好，如果是我先死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马深义一脸的木然。
但是，当马深义见到满墙的23张奖状，他会暂时忘却这些苦痛。“这是两个孩子上学后，得来的全部奖状。”马深义指着墙，回过头对本刊记者说。
雷妹过世时，马茹和马占朝分别为5岁和2岁。
马深义说，雷妹去世这10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照顾孩子。“老大还不需要管太多，老二老小要管。”
他甚至怀疑老小顶多只能活到4岁。“当时大家都说，那么小的孩子得了这种病，最多只能活4年。”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在每天服用抗艾药物的情况下，马茹和马占朝除了会经常感冒之外，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学习成绩都还不错，“都考八九十分的。”马深义露出牙，笑着说。
两个孩子各有特长：马茹的歌唱得特别好，去年底，还获得了学校的歌咏比赛三等奖，而马占朝的特长则在绘画，“画什么像什么，老师说画得特别好。”
马深义说，如果把孩子画的画烧给雷妹看看，她也可安心了。雷妹逝世时，任凭马深义怎么用手抚摸，雷妹的眼睛终究都没能合上。“可能还是担心孩子吧，走了都放不下。”
2011年12月26日14:06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曹林华
马深义：失妻10年
本刊记者 曹林华 发自河南上蔡
马深义（姜晓明）
马深义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吹了一口烟，右手抖了抖烟灰，说，10年来，他一直在快乐地等死。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一名艾滋病患者。10年前，他的妻子雷妹因艾滋病去世。
从此，3个孩子便与马深义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10年过去了，19岁的大女儿马可（化名）在当地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马茹和马占朝也在学校里读到了初一和小学四年级，成绩都还不错。
“雷妹在下面可以安心了。”马深义用脚踩着扔在地上的烟头，淡淡地说。
添了台冰箱
12月8日，阳光有些懒散地洒向马深义家的堂屋。屋里，除了摆在进门靠左手的一台电冰箱和一辆摩托车，无其他贵重物品。
冰箱旁边的木桌上，零零散散堆放着一些西药。马深义说，都是感冒药、“老二和老小经常感冒，家里要经常备着。”
马深义说，摩托车是邻居家的，因为他们一家都出去打工了，就临时让他帮助看看。他偶尔也骑着摩托车上县里走走，他说，这东西老不骑就容易坏。
冰箱是今年7月添置的。马深义说，那时候天气特别热，剩菜在屋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怪可惜的，倒掉又觉得浪费，吃了又坏肚子。”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马深义跑到上蔡县买回了一台冰箱。这也是10年来，他们家添置的惟一电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马深义觉得，他和老二、老小还没有习惯吃冰箱冻过的东西。
家里有冰箱之后，马茹和马占朝特别兴奋，有事没事就把水装在矿泉瓶里放进冰箱，放学回来后再喝。每次喝过之后，他俩都要闹上几天肚子。不仅仅是孩子，马深义喝过冻水之后也是如此。
马深义说，不仅是喝冻水，就是西瓜、香蕉之类的水果，只要在冰箱冻过，他和孩子吃过之后肚子都不舒服。
后来，冰箱除了用来放剩菜剩饭之外，基就没别的用处了。“饭菜拿出来热热，吃了后还好，没什么问题。”马深义说。
大女儿的婚恋烦恼
雷妹去逝时只有9岁的马可，如今已开始谈婚论嫁。
然而，马可的婚姻问题也成了马深义最大的一块心病。“想替她找个好人家啊，不能因为我和她弟弟妹妹把她拖累了。”马深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马可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前与老家邻县的一个男孩自由恋爱，但男方父母因为马可家里的情况，最终未同意让男孩与马可继续交往。
对此，马深义常常自责。“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让男方家里知道我和她弟弟妹妹的情况，但这瞒也瞒不住。”马深义叹了口气。
马深义说，马可刚与男孩恋爱时，就打电话跟他说。并没有反对，他对马可说，只要你们合得来就行。末了，他告诉马可，最好通知男孩的父母过来家里看看。
为此，马可和男孩商量，辞掉工厂的工作，于本月初回到各自的家里。
6日，男孩带着父母来到了马可家。马深义便把家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对方。“他们脸色很快就变了，坐着也觉得不怎么自在。”马深义摇了摇头说。
尽管如此，男孩和父母还是留下来，在马深义家里吃了午饭，下午他们就回家了。“吃饭时，大家什么都没说。”
男孩父母最终拒绝了这段少男少女间的感情——吃晚饭前，马深义接到了男孩的电话：“我们一家商量过后，认为你们家的负担太重，不同意继续交往。”
马深义相当来气：“他说了一句不中就算了，便啪地挂了电话。说什么负担重，其实就是对我们家恐惧。”
挂完电话之后，马深义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不过，当他和马可说过此事后，马可倒是安慰起了父亲，“不中就算了，那边交通不方便，都是泥巴路，走个路啥的脚上全是泥巴，我们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村里邻居找到马深义，想帮马可说门亲事。但见过面之后，马可嫌男方个子太矮。“这种事，我也不能勉强孩子，一辈子的事啊，由她自己选择。”
不过，马深义还是希望马可尽快找个人家。“毕竟还是要成家的，哎，三里五里的不要紧，只要我百年之后，有个人照顾她就行。”
学会感恩
马深义说，这些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感恩。“如果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家早就不在了。”
雷妹去世后，马深义只要在外面遇到残疾或乞讨的人，他都会给个一两块的。“要把帮助传递给别人。”马深义望着家里的院子说。马深义说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绕道而行。
如今，马深义在家种了五亩多地。风调雨顺，收成好时，一年可收四五千斤小麦。农闲时节，马深义也到一些工地上做泥水活。“我不会砌墙，只能做做小工，一天赚个五六十的。”
马深义说，趁自己还活着，多给孩子们攒点粮食。两个患病孩子的未来，是马深义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如果是死在我前面还好，如果是我先死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马深义一脸的木然。
但是，当马深义见到满墙的23张奖状，他会暂时忘却这些苦痛。“这是两个孩子上学后，得来的全部奖状。”马深义指着墙，回过头对本刊记者说。
雷妹过世时，马茹和马占朝分别为5岁和2岁。
马深义说，雷妹去世这10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照顾孩子。“老大还不需要管太多，老二老小要管。”
他甚至怀疑老小顶多只能活到4岁。“当时大家都说，那么小的孩子得了这种病，最多只能活4年。”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在每天服用抗艾药物的情况下，马茹和马占朝除了会经常感冒之外，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学习成绩都还不错，“都考八九十分的。”马深义露出牙，笑着说。
两个孩子各有特长：马茹的歌唱得特别好，去年底，还获得了学校的歌咏比赛三等奖，而马占朝的特长则在绘画，“画什么像什么，老师说画得特别好。”
马深义说，如果把孩子画的画烧给雷妹看看，她也可安心了。雷妹逝世时，任凭马深义怎么用手抚摸，雷妹的眼睛终究都没能合上。“可能还是担心孩子吧，走了都放不下。”
2 ) 转帖：导演陈为军的自述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
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我一次一次被逮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制我。
一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下雪天的时候去，马深义突然就说了一句：“听说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我春节在那个地方过，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还在武汉呢。当时哪有车啊，他们村有一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那几个朋友一听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车子开过来，六七个人，一直送我到县城，帮我谈价，最后包了一个小面包，一直把我陪到驻马店，又连夜回去过他们的年。春节过去以后，等于一个小的轮回结束了。
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来，就是现在片子最后，对马妞的一个采访。当时她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立刻说“不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我想剪出来，也是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的拍摄。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马荣已经发病了，不行了。我还会跟着拍，如果没有很大的阻力，我会一直跟下去，开个头不容易。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几年以后，也许这个家庭只剩下马妞，她的亲人，像时空轮回一样，一个个都会走。这个片子能拍到这一个小孩把她家里亲人一个个都送走的时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根据陈为军口述录音整理）
陈为军说：“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
陈为军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得承受自己内心的挣扎，万一被艾滋病毒传染上了怎么办？从刚开始害怕被蚊子叮咬，后来因为吃了艾滋病人给他的黄瓜，并在咀嚼时咬破了舌头而恐慌不已，甚至想到如何给自己办后事，直到把镜头对着死去的艾滋病人，害怕得想扔下镜头逃跑。他想到可爱的女儿才刚上小学，他的妻子温柔体贴，一个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支离破碎。他写道：我怕的是一个“死”字，这是一种对生命突然终结的恐惧。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
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我一次一次被逮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制我。
一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下雪天的时候去，马深义突然就说了一句：“听说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我春节在那个地方过，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还在武汉呢。当时哪有车啊，他们村有一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那几个朋友一听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车子开过来，六七个人，一直送我到县城，帮我谈价，最后包了一个小面包，一直把我陪到驻马店，又连夜回去过他们的年。春节过去以后，等于一个小的轮回结束了。
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来，就是现在片子最后，对马妞的一个采访。当时她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立刻说“不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我想剪出来，也是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的拍摄。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马荣已经发病了，不行了。我还会跟着拍，如果没有很大的阻力，我会一直跟下去，开个头不容易。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几年以后，也许这个家庭只剩下马妞，她的亲人，像时空轮回一样，一个个都会走。这个片子能拍到这一个小孩把她家里亲人一个个都送走的时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根据陈为军口述录音整理）
陈为军说：“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
陈为军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得承受自己内心的挣扎，万一被艾滋病毒传染上了怎么办？从刚开始害怕被蚊子叮咬，后来因为吃了艾滋病人给他的黄瓜，并在咀嚼时咬破了舌头而恐慌不已，甚至想到如何给自己办后事，直到把镜头对着死去的艾滋病人，害怕得想扔下镜头逃跑。他想到可爱的女儿才刚上小学，他的妻子温柔体贴，一个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支离破碎。他写道：我怕的是一个“死”字，这是一种对生命突然终结的恐惧。
3 ) 一点想法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是导演陈为军顶着政治压力，历时一年多暗中拍摄完成的。整体来看，这部片子的结构非常简单，以时间（农历的节气）为线索，从2001年春末开始，历经夏至、大暑、秋分、立冬、冬至，一直到春节，记录了河南省上蔡文楼村一户艾滋病家庭的日常生活。纪录片的主人公是马深义一家五口，马深义和他的妻子雷妹都是因为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母婴传给了他们的小女儿马茹、小儿子马占槽，在这个家里唯一健康的就是他们的大女儿马可了。导演拍摄这个片子的初衷很单纯，想通过这个带有典型性的家庭的生存状况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他们争取一些爱心捐款。但一件事情只有用心做了，才能体会其意义深重。首先，从影片的取材和题目“好死不如赖活着”来看，总是与生命的存在、发展和需要承受的苦难有密切联系，这就使得片子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严肃沉重的色彩。其次，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一直知道艾滋病的存在，但从未如此直面艾滋患者的生活。艾滋病于我或者说我们，都是一个相对遥远的存在，我们了解它永远是隔着一层什么，不真切也就没有太深的触动。然而这部片子却将我们回避的真实暴露了出来，贫寒的生活；茫然、无奈、悲伤混合的繁杂情绪；死亡逼近的残酷都映在我眼中，直击我心底，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它的意义已经提升到让人思考生命的存在价值的高度。
整部纪录片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背景音乐，也无所谓拍摄技巧，只是纯粹的反映现实，却往往能在细节点打动人。86分钟的观看过程中，有一下几点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影片的开头就很有深意。红底黑字的展现片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为影片奠定了沉重的情感基调。接下来一段是对片子背景的介绍，以字幕而不是声音的形式出现，能更好的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同时夜空中烟花绽放、坠落的过程又不禁让人联想到生命的绚烂和易逝，可见导演用心之精巧。
第二，影片九分钟左右有一段拍摄者和马深义夫妇闲谈的记录，那时雷妹说起与丈夫相识、成婚时脸上充满神采的微笑让我动容。他们的话里是追忆的味道，“当年蛮漂亮的”、“当年可红火了”，仿佛时间已过去许久，可其实也不过八九年光景。可以想象他们刚结婚时的幸福情景，般配的年轻男女，辛勤地劳动，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其实那时的他们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就像雷妹说的“只想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了”，如此简单朴素。然而再没有未来了，那小小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于是他们只能坐在自家屋檐下偶尔和人聊聊从前，微微笑着，无奈而心酸。
第三，立秋后雷妹病情的迅速恶化。在那一段影像中，拍摄者拉近了镜头，给了雷妹很多特写，她灰败的脸色、无神的双眼，尤其是23分钟时她脸上停留着两只苍蝇的画面现实地残酷。它们向我们展现了艾滋的可怕，给患者带来身心的双重折磨，也暗暗预示了一个生命即将凋零。
第四，第26分钟时孩子们在夕阳下的玉米堆上玩着属于他们的游戏。秋天本是丰收的季节，可马家小院中玉米泛着的金黄色泽在带来少有的喜气的同时又不免让人产生落日前最后的辉煌凄艳之感，连同后来的过春节一样，导演将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节日场景处理得很好。欢乐中夹杂着凄凉，即使是庆祝也有挥之不去的沉重感，非常符合影片的整体氛围，两相映衬下，向观者突出了马深义一家生命的艰辛。
第五，雷妹之死。这是我们在开始就能够预见的结局，在展现这一事件时，拍摄者也不同于以往的以死者为重点，反而将镜头主要对准了一旁的丈夫马深义。马深义向着镜头诉说着对妻子的悲伤和对死亡的恐惧，那记录下来的一大段话传达出死亡将近的压迫感，深沉可怖却直指人心。
第六，整部片子中拍摄者多次用镜头记录下孩子的眼泪，主要是最小的马占槽。饿了时，渴了时，拉肚子时……他黝黑的眼中那晶莹的一点触动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处。这一场家庭的悲剧中，孩子始终是最无辜的。马深义夫妇为生计卖血患病，有无知的因素在其中，但他们都是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孩子不同，他们通过母婴传染，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就携带者HIV病毒来到世上，经历苦难直至死亡。马家这两个孩子的遭遇让我开始思考，为这些艾滋孩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也是影片的目的之一。
第七，在人物方面，我想谈谈主人公马深义。影片对他的拍摄最多，因此他的形象也是最丰满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人面对灾难死亡最符合生命本质的反映：雷妹死时他有恐惧，想到自己的病情有消沉绝望；也有面对孩子时的责任担当。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甚至没有一副健康的身体，但当通过镜头看他望向妻子孩子时充满柔情的眼神；他不厌其烦地为孩子准备食物，擦洗身体，关心学习；他在一室黑暗中伴着指间一点星火思考孩子的将来……远景：那个在雪地里踽踽独行的消瘦身影逐渐变得高大起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对生活的种种努力，让我感觉到：活着真好。
第八，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
能说的要说的实在太多，《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一个家庭了悲剧，几个生命的苦难挣扎，其中有消逝的，也有坚强的活着。虽然画面朴实简单，但反映了生命最本质的真实。往深入思考，这也不仅仅是一家的悲剧，是可以扩大到一个村，一种群体的生存悲剧。作为一个活着的健康的人，我们需要为那些还辗转在痛苦中的艾滋患者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他们分担去一些他们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整部纪录片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背景音乐，也无所谓拍摄技巧，只是纯粹的反映现实，却往往能在细节点打动人。86分钟的观看过程中，有一下几点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影片的开头就很有深意。红底黑字的展现片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为影片奠定了沉重的情感基调。接下来一段是对片子背景的介绍，以字幕而不是声音的形式出现，能更好的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同时夜空中烟花绽放、坠落的过程又不禁让人联想到生命的绚烂和易逝，可见导演用心之精巧。
第二，影片九分钟左右有一段拍摄者和马深义夫妇闲谈的记录，那时雷妹说起与丈夫相识、成婚时脸上充满神采的微笑让我动容。他们的话里是追忆的味道，“当年蛮漂亮的”、“当年可红火了”，仿佛时间已过去许久，可其实也不过八九年光景。可以想象他们刚结婚时的幸福情景，般配的年轻男女，辛勤地劳动，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其实那时的他们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就像雷妹说的“只想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了”，如此简单朴素。然而再没有未来了，那小小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于是他们只能坐在自家屋檐下偶尔和人聊聊从前，微微笑着，无奈而心酸。
第三，立秋后雷妹病情的迅速恶化。在那一段影像中，拍摄者拉近了镜头，给了雷妹很多特写，她灰败的脸色、无神的双眼，尤其是23分钟时她脸上停留着两只苍蝇的画面现实地残酷。它们向我们展现了艾滋的可怕，给患者带来身心的双重折磨，也暗暗预示了一个生命即将凋零。
第四，第26分钟时孩子们在夕阳下的玉米堆上玩着属于他们的游戏。秋天本是丰收的季节，可马家小院中玉米泛着的金黄色泽在带来少有的喜气的同时又不免让人产生落日前最后的辉煌凄艳之感，连同后来的过春节一样，导演将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节日场景处理得很好。欢乐中夹杂着凄凉，即使是庆祝也有挥之不去的沉重感，非常符合影片的整体氛围，两相映衬下，向观者突出了马深义一家生命的艰辛。
第五，雷妹之死。这是我们在开始就能够预见的结局，在展现这一事件时，拍摄者也不同于以往的以死者为重点，反而将镜头主要对准了一旁的丈夫马深义。马深义向着镜头诉说着对妻子的悲伤和对死亡的恐惧，那记录下来的一大段话传达出死亡将近的压迫感，深沉可怖却直指人心。
第六，整部片子中拍摄者多次用镜头记录下孩子的眼泪，主要是最小的马占槽。饿了时，渴了时，拉肚子时……他黝黑的眼中那晶莹的一点触动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处。这一场家庭的悲剧中，孩子始终是最无辜的。马深义夫妇为生计卖血患病，有无知的因素在其中，但他们都是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孩子不同，他们通过母婴传染，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就携带者HIV病毒来到世上，经历苦难直至死亡。马家这两个孩子的遭遇让我开始思考，为这些艾滋孩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也是影片的目的之一。
第七，在人物方面，我想谈谈主人公马深义。影片对他的拍摄最多，因此他的形象也是最丰满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人面对灾难死亡最符合生命本质的反映：雷妹死时他有恐惧，想到自己的病情有消沉绝望；也有面对孩子时的责任担当。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甚至没有一副健康的身体，但当通过镜头看他望向妻子孩子时充满柔情的眼神；他不厌其烦地为孩子准备食物，擦洗身体，关心学习；他在一室黑暗中伴着指间一点星火思考孩子的将来……远景：那个在雪地里踽踽独行的消瘦身影逐渐变得高大起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对生活的种种努力，让我感觉到：活着真好。
第八，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
能说的要说的实在太多，《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一个家庭了悲剧，几个生命的苦难挣扎，其中有消逝的，也有坚强的活着。虽然画面朴实简单，但反映了生命最本质的真实。往深入思考，这也不仅仅是一家的悲剧，是可以扩大到一个村，一种群体的生存悲剧。作为一个活着的健康的人，我们需要为那些还辗转在痛苦中的艾滋患者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他们分担去一些他们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4 ) 那时我尚年幼,却不知为何感慨万千
那时还小，快是冬日，我家最美满的一段时光。
当时客厅设在一楼，晚饭过后家人便聚集在客厅娱乐。老乞丐轻轻敲门，隔着拉闸门说要讨口剩饭饱肚。于是父亲便到厨房，将饭菜加温，盛入老乞丐的水杯，那是个锈迹斑驳的烤瓷杯,上面"优秀共产党员"几个字依稀可见。
我已经记不清老乞丐讲的是何种方言。只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家中正摆年夜饭.我捂着耳朵站在院子门口等小叔点爆竹,却看见老乞丐一瘸一拐的朝这边走来.这次,他显得更为落魄,拄着不知哪里拾来的粗木枝当拐杖,脚上并无穿鞋.
我进屋喊父亲出来看,父亲没出屋也没说话隔着窗望了一眼,转身进了里间拿了一双镶绒老布鞋出来.小叔也没说话,从父亲手上接过鞋,蹲下身去帮老乞丐一只一只穿好.母亲递给他盛好饭菜，又掏出10元钱，老乞丐笑的腼腆，始终不肯接受。
晚饭后我到屋外与小朋友游戏，老乞丐还坐在路边，吃得仔细。
那时紫荆花瓣已经落了一地，凉风吹过.
我尚年幼,却不知为何感慨万千。
当时客厅设在一楼，晚饭过后家人便聚集在客厅娱乐。老乞丐轻轻敲门，隔着拉闸门说要讨口剩饭饱肚。于是父亲便到厨房，将饭菜加温，盛入老乞丐的水杯，那是个锈迹斑驳的烤瓷杯,上面"优秀共产党员"几个字依稀可见。
我已经记不清老乞丐讲的是何种方言。只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家中正摆年夜饭.我捂着耳朵站在院子门口等小叔点爆竹,却看见老乞丐一瘸一拐的朝这边走来.这次,他显得更为落魄,拄着不知哪里拾来的粗木枝当拐杖,脚上并无穿鞋.
我进屋喊父亲出来看,父亲没出屋也没说话隔着窗望了一眼,转身进了里间拿了一双镶绒老布鞋出来.小叔也没说话,从父亲手上接过鞋,蹲下身去帮老乞丐一只一只穿好.母亲递给他盛好饭菜，又掏出10元钱，老乞丐笑的腼腆，始终不肯接受。
晚饭后我到屋外与小朋友游戏，老乞丐还坐在路边，吃得仔细。
那时紫荆花瓣已经落了一地，凉风吹过.
我尚年幼,却不知为何感慨万千。
5 ) 无法终结——好死不如赖活着
关于这部片子，我能告诉你的，不外乎为一个悲剧性的家庭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艾滋病“重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那些天，在死亡阴影笼罩下，人们每天都在告别，习以为常街头同时出殡的队伍，此起彼伏的哭泣声；而在四周惴惴不可终日的恐慌中，五人就有四个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被死神扼住咽喉的一家人，面对可以预见的死期，他们将该如何存活？
故事并没有因为AIDS变得意外悲壮，镜头始终节制，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导演并未用力。同期采访小心翼翼，不带任何侵略性，只问小孩已经感受到的问题。导演的谨慎使得该片持有了强烈的纪实性，画面简单拙朴，却真确传递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生命终极层面的展现，直入人心。
“夏至”、“大暑”、“中秋”、“霜降”、“立冬”、“冬至”、“春节”，导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来剪辑影片，草木兴衰短短一年，马深义一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足以让大女儿马宁宁懂得什么叫骨肉分离、什么叫生离死别。二女儿马荣却还浑然不知，无法了解妈妈的逝世的事实，追问着爸爸为什么不用再去西头的卫生所；最小的孩子马占槽，虽然每天都要拉几次稀，也慢慢学会扶着小车子行走。春节那会，马深义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衫，二女儿唱着“新年好呀，新年好”，这个家开始有了欢声笑语，马深义也谈到再婚的事情，“这事成不了，她意思上嫌我小孩多”。但是他看得开，再怎么穷苦都不能丢孩子，马妞成绩好就该奖励。按照习俗，墙上贴的是紫色的对联，明年是绿色，后年就是红色的，但谁又能保证呢？想到孩子的未来，会让人们心里发凉，这个家庭唯一幸存者马宁宁，被询问到照顾弟弟妹妹为什么不害怕被家人传染上时，低着头没有吭声。
影片开始母亲雷妹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喊叫，她说这样能让心里舒坦一些，迄今这位善良的农妇也不清楚到底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她只能靠一遍遍的拜祭神牌来缓解内心的痛楚——她和丈夫是卖血感染，两个孩子是母婴传播感染。一直愁眉不展的母亲只有在说到年轻时“红火”的情景，脸上终于有了一时笑容。但她无法逃脱未来的残酷，孩子的病始终压在她心头，以至后来死去后都无法瞑目。讲到心里的苦时她张开双臂用尽力气在空气中猛的一抓，让人不禁凛然一惊。而马深义在妻子去世之后，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默默承受命运的不公。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观众说马深义要是在他们国家就是个英雄，但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场疫病发生，数以百计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家庭土崩瓦解，如果没有记录，没有寻访与见证，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将失去记忆的土壤，生命本质的探讨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冷漠。
中国的“新记录片运动”始于1980年代末期，DV的出现释放了被过往技术束缚住手脚的人们，激情喷射而出，所有这些被内心疼痛搅动得坐立不安的人们，扛起一台机器，止住了迷惘的蔓延，对人性发出尖锐的审问。他们选择了一条颠簸流离的坎坷道路，不再躲在体制内拍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片子，依靠独立力量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真相，置身其中记录生、老、病、死，记录爱恨纠缠和世事无常；他们也会被生活的真相时时拷打着良心，当陈为军举着DV拍着苍蝇在躺在拖车上雷妹口中进进出出，当他在丰收的院子看到天真烂漫的小孩嬉戏、马深义独自一人冒雪上百日坟时，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是，他坚持着，因为这是他所要背负的责任，作为一个记录者。
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
故事并没有因为AIDS变得意外悲壮，镜头始终节制，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导演并未用力。同期采访小心翼翼，不带任何侵略性，只问小孩已经感受到的问题。导演的谨慎使得该片持有了强烈的纪实性，画面简单拙朴，却真确传递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生命终极层面的展现，直入人心。
“夏至”、“大暑”、“中秋”、“霜降”、“立冬”、“冬至”、“春节”，导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来剪辑影片，草木兴衰短短一年，马深义一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足以让大女儿马宁宁懂得什么叫骨肉分离、什么叫生离死别。二女儿马荣却还浑然不知，无法了解妈妈的逝世的事实，追问着爸爸为什么不用再去西头的卫生所；最小的孩子马占槽，虽然每天都要拉几次稀，也慢慢学会扶着小车子行走。春节那会，马深义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衫，二女儿唱着“新年好呀，新年好”，这个家开始有了欢声笑语，马深义也谈到再婚的事情，“这事成不了，她意思上嫌我小孩多”。但是他看得开，再怎么穷苦都不能丢孩子，马妞成绩好就该奖励。按照习俗，墙上贴的是紫色的对联，明年是绿色，后年就是红色的，但谁又能保证呢？想到孩子的未来，会让人们心里发凉，这个家庭唯一幸存者马宁宁，被询问到照顾弟弟妹妹为什么不害怕被家人传染上时，低着头没有吭声。
影片开始母亲雷妹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喊叫，她说这样能让心里舒坦一些，迄今这位善良的农妇也不清楚到底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她只能靠一遍遍的拜祭神牌来缓解内心的痛楚——她和丈夫是卖血感染，两个孩子是母婴传播感染。一直愁眉不展的母亲只有在说到年轻时“红火”的情景，脸上终于有了一时笑容。但她无法逃脱未来的残酷，孩子的病始终压在她心头，以至后来死去后都无法瞑目。讲到心里的苦时她张开双臂用尽力气在空气中猛的一抓，让人不禁凛然一惊。而马深义在妻子去世之后，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默默承受命运的不公。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观众说马深义要是在他们国家就是个英雄，但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场疫病发生，数以百计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家庭土崩瓦解，如果没有记录，没有寻访与见证，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将失去记忆的土壤，生命本质的探讨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冷漠。
中国的“新记录片运动”始于1980年代末期，DV的出现释放了被过往技术束缚住手脚的人们，激情喷射而出，所有这些被内心疼痛搅动得坐立不安的人们，扛起一台机器，止住了迷惘的蔓延，对人性发出尖锐的审问。他们选择了一条颠簸流离的坎坷道路，不再躲在体制内拍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片子，依靠独立力量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真相，置身其中记录生、老、病、死，记录爱恨纠缠和世事无常；他们也会被生活的真相时时拷打着良心，当陈为军举着DV拍着苍蝇在躺在拖车上雷妹口中进进出出，当他在丰收的院子看到天真烂漫的小孩嬉戏、马深义独自一人冒雪上百日坟时，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是，他坚持着，因为这是他所要背负的责任，作为一个记录者。
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
6 ) 生命的重量
这部纪录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字正腔圆的叙述，没有宏大的场面，整部影片拍摄的就是艾滋病村里马深义一家的日常生活。导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来剪辑影片，见证了雷妹从发病到去世的全过程，真实记录了艾滋病给一个家庭的巨大痛苦和恐惧。
7.5 真正的中国不在北上广深，而在更偏远的内陆。这是《垃圾围城》后第二部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一部纪录片。我知道这件事在当下甚至未来的可能都是微乎其微的，但我还是希望每个生命的个体，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幸福。
想哭……他是个好男人！
沽名钓誉的导演，用艾滋病人的生命成就了自己的地位和腰包里的二十八万！
生命卑贱如蚁，高贵如鹰
真实
对本片的评价很矛盾，感觉导演在等候戏剧性的发生，但这个题材确实需要有人来拍
有一类纪录片叫做“敢去拍就已经及格”
棒题材，拍得不好。因为所以，五星。
看着那几只歪歪扭扭的饺子，心里就堵的慌
我们应该为我们都还活着感到奢侈，生命！
唉
题材是好的，只是导演太狗了，没有道德底线且功利心太重，问的一个个问题就像放屁一样。佩服马深义，生活已然如此，仍对自己的妻儿如故。
这导演提的那些问题我真想piapiapia扇他几个大嘴巴
真实的中国不在奥运世博那样宏大的叙事里，真实的中国在克拉玛依的友谊馆、在河南的爱滋病村、在每天只能选择“好死”或是“赖活着”的荒诞的日常中。
秋日的下午，已经失去神志的雷妹躺在板车上，苍蝇在她的口里进进出出，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摄影机频繁的把镜头对准逝者的脸，并特别拍了几个特写后，对这部纪录片的好感全无，表达真实有很多手法，不能连人最后的尊严都要剥夺。
人与人间。
当苍蝇停在妇人的脸上她闭着双眼无动于衷。心一点点的寒冷起来。没有经过太大处理就足以令人胆战心惊。
心灵的震颤
不得不说我还是看到了一点作者的功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