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之间

因为主演是朱丽叶·比诺什，才会去欣赏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原因嘛，导演埃玛努埃莱·卡雷尔为什么要给电影安排一个我们读起来特别费劲的片名？

电影好看，就去按图索骥——原来，这是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将片名意译成“两个世界之间”或者“失业风暴”，都辜负的原著作者特意将地名标注在封面的一片苦心，因为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愿望是，非常客观地再现发生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故事。而当埃玛努埃莱·卡雷尔决定将《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影视化，他不想放弃弗洛伦斯·奥贝纳斯这样的良心作家隐藏在文字里的社会责任，写作者因此来到了台前，她就是由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玛丽昂。

因此，我为我看完第一遍电影后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感到不好意思。那句话说：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呢？

倒不是因为《英国情人》、《蓝》、《布拉格之恋》等著名电影的女主角，成为清洁女工后不肯放弃优雅、高贵的扮相，从而显得与清洁女工的形象格格不入。就像年近花甲的朱丽叶·比诺什从来不肯操心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一样，她也不为角色的背景而刻意改变自己的举手投足，奇怪的是，朱丽叶·比诺什还是那个朱丽叶·比诺什，一踏进《乌斯特雷姆》成为马里昂以后，除了拿起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时因角色设定动作故意显得特别笨拙外，这个女演员俨然已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索性让马里昂成为失败作家、不得不去做清洁女工来养活自己——倒是生出这样念头的观影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清洁女工竭尽全力也换不来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常态，而非偶发事件。

假如不相信《乌斯特雷姆》所呈现的清洁女工的生活现状真实不虚的观影者，大概也不能接受电影的结局：马里昂充当清洁女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本书后，把与之同甘共苦过的姐妹请到了新书发布现场。然而，最应该出现的克里斯丁却没有现身。失望并且倍感失落的马里昂不甘心地将目光投向了远处，她看见了自己与克里斯丁共同的朋友路易斯。马里昂起身向前，被告知克里斯丁正在乌斯特雷姆等她。这可就叫马里昂犯了难，哪怕放弃新书发布会后循例会有的酒会，她也不能抛下特意赶来的那些清洁工姐妹吧？但马里昂还是跟随路易斯来到了码头。

问题来了：在马里昂下沉到清洁女工这一职业的过程中，克里斯丁究竟给过马里昂什么样的帮助，才能让作家放下酒会和其他朋友？

将《乌斯特雷姆》看到这里的影迷心知肚明，在电影中与其说是克里斯丁帮助了马里昂，不如说是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很大的便利。

克里斯丁是个单亲妈妈，且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和自己，克里斯丁必须选择小时工资最高的活儿，那就是去停靠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游轮上清洁客房。对克里斯丁这样的清洁女工而言，豪华游轮就是地狱，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为此，他们平均每4分钟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具体事项包括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从天色擦黑干到东方既白，下班后他们一个个都累到抬不起手来……而克里斯丁还有另一个难题。实在是囊中羞涩，克里斯丁只能每天步行去码头上班，单程需要1个小时。想象一下，步行1个小时将耗费掉克里斯丁本就不够用的体力？所以，当好心人借给马里昂一辆虽破旧不堪但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后，她又心甘情愿地让克里斯丁搭车，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什么的帮助，显而易见。那么，意外获知马里昂的真实身份后从此避而不见亲密相伴了一段日子的“同事”，克里斯丁究竟在作何感想？

要付房租，要替3个孩子挣学费，克里斯丁的日子的确难过。无论单亲妈妈的身份设定暗示着什么，但克里斯丁从不没有为自己的过往汗颜过，所以，她丝毫也没有觉得，趁马里昂不在车里偷偷翻检她包里的钱夹确认马里昂的生日，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她也不会因为马里昂在回家路上看见大海自然而然跃入其中畅游一番的闲情逸致，而疑惑马里昂从作家到清洁女工之中有没有隐情。接过克里斯丁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后，马里昂说那句“到死也要戴着它”的誓言时纵然激动之情已经溢出了银幕，克里斯丁都没有想过要去破解暗藏在其中的马里昂真实身份的草蛇灰线，为什么？克里斯丁的生活逻辑非常简单，真实地活着，所以，她才那么痛恨怀假装跨越了两人之间社会距离的马里昂。

倒是抱持“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观点的我们，明明知道作家与清洁女工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却还幻想意外会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乌斯特雷姆》的结尾是点睛之笔。

跟随路易斯见到克里斯丁以后，马里昂问两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克里斯丁拿出一件橘色的马甲示意马里昂：穿上它，再跟我们去游轮上做一晚清洁工，我们就还是好姐妹。

看到这里，我故意按下暂停键，设想接下来马里昂会怎么办？她当然会接过克里斯丁递过来的橘色马甲，跟着克里斯丁和路易斯上了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电影结局？生活尽管苦涩，总有不期而来的意外会给生活加点糖。只是，《乌斯特雷姆》的创作者更相信，令人惊喜的意外很少光顾这个世界失意的人群，完成了一本关于清洁女工真实生活状况书籍的马里昂，再踏足游轮只能是豪华客房的客人，而克里斯丁注定只能继续做她的清洁工。那条作为生日礼物的项链，虽然还挂在马里昂的脖子上，且很有可能永远在那儿，但马里昂与克里斯丁的生活轨迹因为一本书而重叠后将再无相交的可能，这就是《乌斯特雷姆》表述的那个社会的常态，虽令人痛恨也却叫人无可奈何。

关于大萧条，英国拍了一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法国拍了一部《乌斯特雷姆》。像极了这次英法两国在🦢污战争中的表演，保守刻板的那个，关键时刻冲在了最前面，浪漫随性的那个，反而不露声色蓄势待变，甚至首鼠两端。关于共情，还是需要设身处地，而非角色扮演。建议两部片子连起来看。比诺什永远的女神。

感受到玛丽安的残忍和傲慢不是在她戴着项链出现在克里斯汀面前的时候，也不是在她微笑着给别人签售的时候，是在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她和克里斯汀、马莉露三人靠在车上抽烟，克里斯汀说马莉露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浪漫想法，可是她和玛丽安不是了，只能这样一辈子。那一刻要强的克里斯汀在观众眼里显得那样可怜，即使她在别人面前永远强硬、嚣张跋扈，但是这一刻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玛丽安放在一起，她对她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温柔，她以为两人是同流的船，一起朝海里漂荡。但玛丽安从没这么想过，她有无数的后路，以怜悯以欺骗的目光来看待克里斯汀马莉露这样的人。

最后为什么大家都对玛丽安笑脸相待，反而羁绊最深的克里斯汀和马莉露对她冷眼旁观，是因为无论玛丽安是什么身份，于那些人而言都只是过客，但对克里斯汀和马莉露来说，她们真的共享过一瓶香槟，真的以为彼此之间赤诚以待。

玛丽安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无疑是敬业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她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她的观察对象有知情权和同意权。用这种隐瞒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研究，绝对不是真正的调查。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开头我差点就信了，结局很讽刺，作家为了写书找灵感体验底层穷人生活，被发现后很尴尬，其实是她的同事“朋友”很尴尬，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结尾作家开签售会，还把曾经一起打工的同事们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们都请来了，大家还都大度的聊天还买了她的书，和她闹掰的“朋友”想见她，让她再同她们去做清洁，但是作家没有同意，说‘这没意义’我想是因为目的达到了，我现在是作家的身份在你们面前，肯定不可能再回去扫厕所，再说这也完全没必要了，谁想扫厕所呢，当初是万不得已啊，所以结尾有点意思，可以说是很讽刺，上层人没有目的怎么会接近底层，他们打着让社会了解底层人的生活，失业问题，工作难做的问题，穷的问题……最后说了一大堆，也许外加虚伪的那一点同情或共情，只为了她自己出名赚更多的钱，稳固其地位，然后呢，继续回到上层圈子享受生活，没人管穷人死活，穷富各有命，这不就是现实吗。

一个知名作家，大概属于比较上流阶层吧。想要写出关于失业和贫穷的认真作品，亲身体验底层阶级的清洁工的工作和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至少是一小段时间。全程的深入。

闺蜜1号。单身带着三个孩子。自卑和自我不配得感，使她无法继续与作家的友谊。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新书发布以后，在一起亲历一次清洁工的工作呢。她非要作家立下投名状。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作家是理智的，这没有意义。

还是班长和其他工友的态度积极，尽管感情或许没有那么深。期待作品能得到更大的关注，其他人阅读作品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清洁工的工作。

其实闺蜜1号和闺蜜2号，完全也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啊。还佩戴着幸运草项链，总不至于是装出来的吧。或许以此为投名状更佳。或许阶层不同，生活圈交集没那么大，共同话题偏少。但至少友谊是真切的呀。也许偶尔有朋友小聚，聚餐，聚饮，喝咖啡。也许其他什么时候的新书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分享会之类的也可以邀请啊。不一定能融入圈子，至少也开开眼界呀。再不济，就当中了乐透。约定好的每年4月4日，邮轮头等舱一游，三人好好叙旧游玩不是也很惬意吗。一年请假一天，好好玩一下也不错呀。

就这么选择友谊戛然而止，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