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

所谓史诗片，一般是指场面壮观、布景华丽，环绕着宏大抒情的主题音乐，具有很大可看性的那些电影。从外表看，维斯康蒂的《豹》具有史诗电影的一切元素：油画般的画面质感、规模宏大的战争和宴会场面、大批的人物角色和景观式的豪华布景。但《豹》不仅仅是电影类型学上的史诗片，它是真正的史诗。它容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所反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表现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时空感，它对其主人公（英雄）贵族阶级的礼赞使得它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史诗原初的定义，仅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而是关于一个阶级的。
      罗杰·艾伯特说《豹》是一部由唯一可能执导它的人导演的电影。这话初听来像是废话，仔细琢磨却很有道理。电影导演中贵族出生的本就不多见，像维斯康蒂这样纯正的大贵族出生的几乎绝无仅有。维斯康蒂家族在意大利历史中地位显赫，在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就能看到这个家族活动的身影。因此维斯康蒂同《豹》中的萨利纳王子一样，属于“旧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拍这部电影，就像拍他的家事。而维斯康蒂不仅是位贵族，还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体现在《豹》中，就是将欧洲近代革命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更替和变动。大贵族加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奇妙的组合决定了维斯康蒂与《豹》之间彼此归属的关系，也奠定了本片历史感的情感基调。
      《豹》是献给贵族的史诗，但却是一首挽歌式的史诗，它表现的不是这个阶级上升时期的丰功伟绩，而是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和灭亡！历史上，每当贵族没落，被新的阶级取代，就会有人唱起挽歌，2500年前，王政时代的希腊贵族被代表民主制的平民阶级取代，品达就为他们唱起了挽歌。在现代电影中，表现贵族精神没落和新阶级崛起的，据我所知，还有雷诺阿的《大幻灭》。与雷诺阿那种旁观者的睿智和清醒不同，维斯康蒂无法斩断他跟这个阶级的血脉联系，对他来说，表现贵族精神的衰亡就如同表现自己的死亡一样，在《豹》的主人公萨利纳王子那里，我们听见的彷佛是维斯康蒂的内心独白。
      不过，话还得从历史上存在过的贵族这样一种“生物”说起。无论是已经普遍民主化、强调个人权利平等的西方，还是充斥着暴发户和特权阶层的中国，贵族都是一个人们十分陌生的词，据说这种“生物”已经灭绝很久了。即便在仍旧存在贵族的时代，普通百姓对他们也是相当不了解的。萨利纳王子家的神父在酒馆里对那些平民这样描述贵族：“你所说的贵族很难琢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非说他们是坏人，完全不是，他们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他们反而担心。比如说，在萨利纳王子看来，若赶不去杜纳福卡特度假，那简直是悲剧，但要是问他如何看待革命，他会说并没有革命，一切如故。”这位神父尽管每日和贵族打交道，他对这个阶级的了解也相当表面，他只知道他们“与众不同”，却并不了解究竟不同在那里。在外人看来，贵族首先要占有大量的财产，但谁都知道，财产与贵族肯定不能划等号。也许有人会说，之所以财产多并不代表他是贵族，是因为贵族首先要有贵族气质。《豹》里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贵族气质的养成和财产之间的关系。萨利纳王子对商人兼议员卡洛吉罗这样描述他未来的女婿，塔克罗迪王子，“也许没有人能像塔克罗迪那样高贵、敏感、迷人，除非他的祖先大肆挥霍，至少在西西里是如此。”贵族气质的养成不仅需要大量的钱，而且需要把钱不当钱，这可能是贵族的原罪，也是他们不可避免衰落的根源。
      一个阶级和一个人一样，最能体现他的素养和精神特质的不是他春风得意之际，而是他处在困苦中，濒临死亡之时。维斯康蒂要为他这个阶级“立言”，也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是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张口闭口“我们”、“这个阶级”，但这个人物并没有丧失他自身的个性和魅力，相反，维斯康蒂没有让这个人物说多少关于贵族阶级的正面的言论，他仅仅通过塑造这个形象，通过让观众感受这个形象，来表现贵族精神。萨利纳王子首先是一个有负罪感的贵族，他深知贵族阶级有着无法救赎的原罪：“25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肩负的伟大文明皆来自外部，而非由我们创造，不能称为我们的文明。2500年以来，除了殖民者我们什么都不是。”对一部分人来说，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堕落；对那些真正的贵族来说，仅仅是由于背负上了某种负罪感，仅仅是由于这种负罪感压抑了他们的生命意志。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一开始保持着旺盛的情欲生命，他一边对宗教保持着狡黠的敬意，一边又到巴勒莫去找妓女寻欢作乐；后来，随着革命和政治局势的变动，随着他对以卡洛吉罗为代表的资产者一步步审时度势地退让，他的生命意志也一步步衰弱了，他这样拒绝来邀请他参加新政府的官员希弗利：“西西里人的愿望，就是沉睡在梦里……所有的呐喊，甚至最暴力的，都是渴望遗忘，寻欢作乐是为了遗忘，枪林弹雨是渴望死亡，啜饮甘甜的饮料，都是为了最终的安宁，也就是死亡。”西西里这块古老的土地，俨然成了与它同样古老的贵族的化身。随着塔克罗迪王子和卡洛吉罗的女儿安杰莉卡之间的联姻，萨利纳王子知道未来的新人已经登场了，在祝福他们之后（“今天，没有什么比这对新人更美”），他独自一人来到书房，看着墙上《临死的圣地亚哥》的画像，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贵族的强力意志日渐萎缩，至此达到了终点，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就是死的内驱力占了上风。然而，对于不缺乏信念的贵族来说，他的生命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生命，生命的死亡不是消失和灭亡，而是某种复归，是与永恒的生命、绝对的理念结合在一起。晚会结束后，萨利纳王子独自走回家，半路他来到一个广场，突然单膝跪下，朝着天空默祷：“虔诚的星星，何时我才能远离尘世的一切，在永恒不变得世界中得到永生。”
      维斯康蒂没有蓄意美化贵族，他深知，他们除了是精神的高贵者，同时也只是“乱世中的凡人”，在残酷的历史变动和阶级更替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取非常实际的行动，在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时，他们并不是一群爱幻想的生物。尽管深知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这个阶级的自保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支持侄子塔克罗迪迎娶资产者的女儿安杰莉卡，他知道这是历史为贵族留下的后路之一。在这种典型的优雅的贵族的儿子加富有的资产者的女儿的婚姻中，贵族中的一部分（像塔克罗迪那样年轻、有远见又现实的人）通过与资产者的联合转化成新的统治者。而萨利纳王子自己，由于过重的历史包袱和斩不断的精神联系，毅然承受了降临给这个阶级的命运。
      《豹》的史诗性离不开它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感又首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它表现的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贵族的衰落又是同资产阶级的粉墨登场分不开的。时代变动的主题在《豹》的第一个场景里就凸现出来，画面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庄园的外景，随着摄影机的缓慢移动和镜头的推进，观众发现萨利纳王子一家正聚集在客厅里开家庭祷告会，这个画面持续数秒之后，虔敬的祷告声逐渐被屋外传来的嘈杂声替代，有仆人来通报说，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士兵的尸体。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后，家庭神父画着十字在那里说，“这是一场革命”。
      在正面表现资产者的登场之前，《豹》首先表现了旧统治阶级内部联合的瓦解，也即天主教会和贵族阶级之间的分道扬镳。电影中的这位家庭神父，除了充满满脑子的教条之外，是个腼腆而怯懦的人，他预感到时代的变动将给教会带来的危机，却完全不知所措，只希望通过用教条束缚贵族，使他们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宗教精神的衰落还可以从萨利纳王子那位虔敬的夫人身上窥见，她用她敏感、脆弱的神经和遇事哭哭啼啼的作风印证了尼采关于基督教已蜕变成一种感伤的宗教的断语。教会和贵族都彼此猜忌，担心对方会率先出卖自己，神父担心贵族阶级会以牺牲宗教为代价，“与自由党人，甚至共济会达成协议”，来瓜分教会的财产。而萨利纳王子也知道，“宗教如果靠牺牲我们，得以拯救自己的话，你以为它不会这样做吗？”
      在这种统治危机之下最先作出反应的是萨利纳王子的侄子塔克罗迪，他深知“万物要保持永恒就必须作出改变”，因此在革命爆发之际，他最先以贵族的身份参与进去。维斯康蒂用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远景镜头表现塔克罗迪离家参加加里波第军队时家人的送行过程。一条大路从萨利纳王子家的庄园一直延伸到远处地平线上，骑着马的塔克罗迪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近处，家人们怀着忧伤和前途未卜的心情目送他。对于地平线的尽头是什么，这里的人还很陌生，但是一切都预示着那边的行动将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他们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已经主动去探知究竟，他也将因此而成为新时代的新人。
      《豹》不仅塑造了萨利纳王子这样的贵族形象，也塑造了卡洛吉罗这样的资产者。不难看出，维斯康蒂看待资产者是带着有色眼镜的。在他的电影中，卡洛吉罗在高贵的萨利纳王子面前，多少显得像个小丑，他缺乏像鲁宾逊那样作为新时代的开拓者的顽强精神，却不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人物的贪婪和投机。电影借穷画家希斯奥·杜梅之口说出了平民眼中的资产者形象：“殿下，‘真相就是’他很有钱，也很有影响力，他是个吝啬鬼却魔鬼般机灵，你该看看他去年四五月的模样，他像蝙蝠一样来往穿梭，坐马车骑马骑骡子，走路风雨无阻，他经过的地方会结成秘密组织，为将要来的人铺路，他是个灾难。这只是他事业的开始，再过几个月，他会成为都灵议会的议员，再过几年当教会财产被拍卖时，他不费分文，就能占有马拉及冯达希罗的财产，最后他会成为全省最大的财主，这就是卡洛吉罗，未来的主宰者。”在《豹》里，维斯康蒂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但他并不认为阶级的更替包含某种进步过程，在他眼里，历史充满强力意志和所谓“赤裸裸的真相”。电影中的萨利纳王子说，“我们是豹子是狮子，取代我们的是豺狼土狼，所有人——豹子、狮子、豺狼、土狼，都觉得自己很高尚。”有统治能力的人，都是务实的人，像加里波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卡洛吉罗这样的人尽管和萨利纳王子一样“没有幻想”，但“他能在所需之时创造幻想”，也即通过正义、进步等口号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
      萨利纳的王子已经没有了创造幻想的能力，“他跨越了两个世界，在两个世界里都感到不安”，现在他只想沉睡和到永恒的世界中寻找安宁，于是，在最后一幕里，我们看到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广场镜头的阴暗里，这是谢幕和告别，不仅为萨利纳王子自己，也为那个古老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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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介绍说《豹》是实打实的贵族史诗，我对意大利历史所知为零，对政治兴趣有限，看此片是被这个两个词吸引了。

看完后，情绪沉入萨利纳亲王跪地祷告后起身独自离开的背影里，我得到种既悲观同时无望的感伤。这种感伤仿佛无关于我自己，我又觉得它在放低了姿态作警告，像亲王无可奈何的降低姿态一样。

影片是以萨利纳亲王为主线展开，他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贵族，更是一个精神贵族，之所以强调精神贵族，是因为在我看来他在精神层面上区别于他身边那些同样有贵族身份的人，如果把《豹》说成是贵族没落的史诗，那么萨利纳亲王就是个分界点，他继承了自己身前的，身后则无人可以或者说愿意继承。这个人物出奇坦率，他一直处在讲述的状态中，而他身边的每个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聆听，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听懂了他的发声。倘若“贵族”这个貌似颇为冠冕堂皇的群体无法让你生出任何同理心，那就仅仅把“贵族”看成一个载体，《豹》所探讨的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人固有体验与多变现实的矛盾，个人内在中间牵绊纠缠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生存变化与必经的死亡之间的矛盾，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切体验到也必须接受调和的。

我很喜欢亲王，他高贵迷人，岁月的积淀更让他拥有那些骄傲的年轻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舞会上侄儿敏锐的未婚妻安杰莉卡正是被此吸引——这样一个男人，即使他以长辈的身份出现在你身前，你也无疑会为之倾倒，他身上散发出不可抵挡的男性魅力，让女性着迷——但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显然是个毫无情趣的人，遇事惊惶，哭哭啼啼，毫无主见，可以说非常乏味，她是“一个每次拥抱前都要在胸口画十字，事后只会说‘圣母玛利亚’的女人…”，亲王“跟她生了七个孩子，却从没见过她的肚脐”，为此亲王只能到花街柳巷去寻求安慰。

婚姻、家庭、地位、血统、个人追求间的不可调和是很突出的矛盾点，贵族的伴侣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在盛大的舞会上，萨利纳亲王看着欢快地笑着嬉闹着的人群，近讽刺地说：“频繁的近亲结婚并没有改善血统 看看她们活像一群猴子...准备爬上烛台摇尾巴露出屁股。”亲王的其中一个女儿康塞塔深深爱上了表兄塔克罗迪，但他却一手促成了塔克罗迪与安杰莉卡的婚事，联姻变成拯救家族的手段，而爱情，不过是“一年的热情，随后是三十年的平淡”。贵族的爱在现实利益面前是让步的，当然也有可能促成良偶，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显得有些冷漠，高高在上的他们也并没获得比普通人多多少的选择权。悲哀之处不在于亲王牺牲了女儿的爱情，而是康塞塔，他的孩子，真的拥有爱的能力吗？像她这样的“害羞文静顺从”，既会因为无法帮助一位雄心勃勃的丈夫而不被选择，将来就还可能因为别的利益抉择走入一场无爱的婚姻。

片子里亲王(贵族)同两位中产阶级(神父、教堂风琴师)的交流给我印象深刻，他非常坦诚，没有丝毫狡猾的欺瞒；他又很矛盾，在不可逆转的阶级更替中夹缝求生；他展示自己的痛苦与困惑。没有哪一个人有资格代表整个阶层，但他们的发声会被视为自己所在阶层的发声。面对挑剔的怀疑和指责的眼光，亲王说出“我们的心灵并未失明，我们只是乱世中的凡人，我们能做什么······宗教给人们含蓄的安慰，宗教如果能靠牺牲我们得到自我拯救，你以为它会不这样做吗”。而几乎是处在对立面的神父，他虽然每天和贵族一起生活，但仍然无法理解贵族，甚至他对于自己处境的态度更加模糊。他说，“贵族很难捉摸，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非说他们是坏人，完全不是。他们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反而担心，比如说萨利纳王子看来，若赶不去杜纳福卡特度假，那简直是个悲剧，但要是问他如何看待革命，他会说并没有革命，一切依然如故”。神父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说话，他也并没有针对当前生活的解决办法，他唯一的解决措施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还是来看祈祷书吧”。

其实在现代社会，和“贵族”这个词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阶级差异依然存在，存在着但无数人却假装它并不存在而活。我想到在网上看过的一个故事，两个女生是好朋友，一起出门旅行，一人素来节省，另一人则有着自己习以为常的“奢侈”生活方式：人已达机场，行李箱却要用寄快递的方式寄回家，她的好朋友自然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于是心生隔阂，二人最终渐行渐远。我们的身体被混在同一个大环境里接受教养，但我们的精神不和终究会在细微的摩擦中一点一点显现。阶级差异只有金钱差异吗？恐怕不是，思维模式也完全不同。但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支撑，又怎么能养成“贵族”思维，“贵族”终究是以钱养的，但光有钱也不行，亲王同侄子塔克罗迪最开始不还一同嘲笑邪恶的资本家卡洛吉罗粗鄙的品味吗？但是，在情势的推动之下，二者开始结合，种种分界线也将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会不复存在。卡洛吉罗这种曾经被“贵族”所看不起的人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者”，而卡洛吉罗的下一代，他的女儿安杰莉卡，“继承了母亲的美貌，抛弃了祖父的恶习，是一位真正的淑女”，贵族的后裔塔克罗迪，他更有远见，更有改变的激情，也更加现实。

这种现实感颇为冷漠和残忍，是完全的逐利主义，当高贵的身份姿态和资本至上心态的相结合，贵族的下一代不过是披着好看衣裳的野心家，突破底线，而且还惺惺作态。他们轻易地从一个队伍脱离出来，接着进入另一个队伍，他们大肆嘲讽曾经的经历，又为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而沾沾自喜。参加意大利皇家军队后，会说自己“现在是真正的军官，人民不必再担心我们偷鸡”，而曾经的红衫军，不过是“暴民军队”。塔克罗迪傲气十足地说：“我们从巴勒莫来这里时，只要说一句’国王的命令’，便会有人送给我们马匹。”他同时赞同那位不是天才但讲话颇有道理的巴勒维西诺上校，“新政府需要法律和规则，任何无政府企图都要压制，不能允许冒险和动乱再次出现，哪怕是采取残酷严苛的手段...例如枪杀与加里波第逃走的狂热分子。”倘若以每个阶级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为他开脱，那么贵族正因其特殊的权利地位放大了局限性的影响，使他们的形象显得更为残忍。站在高处的人，享受了超过寻常人的社会资源，难道不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吗——这算苛求的话，他们至少应该维持住自身的“平衡”——但“平衡”从来不存在，劫后余生值得庆幸，欢唱宴饮，今朝且醉。

一个有远瞻心态的人怎么能在这样的欢宴中尽兴呢？萨利纳亲王很疲惫。现实境况的发展似乎超过了他的承受范围，他做了能做的符合身份的一切，与狡猾的卡洛吉罗联姻，但个人拒绝成为政府统治世界的帮凶，并且极度厌烦资本家虚伪的嘴脸。他只能让心灵退回宗教寻求慰籍，唯愿肉身早日得到解脱，在喧闹的舞会上，他变得格格不入，站在一幅画前想自己的死去，一种有意思的贵族式想象，“亚麻布差了一点；临终时的某些床单总是很脏；希望我的女儿会穿得更高雅；我们要把祖坟修葺一番”，他享受于自己的阶级状态，也将永远困囿于此。

他声称自己不畏死，是看尽了生活的种种虚妄却寻不着出路。“西西里人的愿望，就是沉睡在梦里，他们憎恨将他们叫醒的人，即使他们带来丰厚的礼物。说句实话我不知道新王国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所有的呐喊甚至是最暴力的时候，都是渴望遗忘，寻欢作乐是为了遗忘，枪林弹雨是渴望死亡，懒惰甘甜的饮料都是为了奢华的安宁...也就是死亡。”

“他们从未渴望改善，他们觉得自己最完美，虚荣比贫困更甚。 ”

“我们是豹子是狮子，取代我们的是豺狼土狼。所有人，豹子、狮子、豺狼、土狼，我们都觉得自己很高尚。”

“这一切不该持久但还会一直继续，‘一直’就是一两百年，一两百年后也许会变...不过是变得更糟糕。”

一场革命结束之后，上流社会继续在精致的舞会中沉沦，年轻一代甘心溺醉在炫目的光环里，萨利纳亲王转而向死，可能因为向死而生更能给他以安慰。而我在想，当初战乱时候，和贵族们共同逃往比萨奇诺却被拦阻于半道的平民们，他们此刻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优先考虑到自己，“乱世的凡人们”都不过是在自己的生活漩涡里挣扎，再挣扎；时钟不会停摆，时间也未必给我们答案。而萨利纳亲王跪于星空下那令人颇感绝望的默祷将是意大利优雅贵族最后的声音。

电影里还有说不尽的细节，大量的群戏却连边边角角的人物都立体饱满，实为上等佳作，值得一观。

看这片子得知道一点意大利历史，转载过来一点，希望有帮助。
 
早年的冒险
　　1807年7月4日下午6时，朱塞佩·加里波第诞生在撒丁王国的古城尼斯，父亲乔瓦尼·加里波第是一个船长，母亲罗萨·雷蒙迪是普通居民。幼年的加里波第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勤奋好学，酷爱罗马史，喜欢冒险和狩猎。1821年起他在俄国两桅帆船"康斯坦察"号上实习，游历了大半个欧洲，他的思想则受到意大利革命党人埃德阿尔多·穆特鲁的影响，一心要把祖国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出来。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海军，准备组织起义，但被萨沃纳的奥地利总督破获，加里波第被迫流亡南美洲避难。
　　1835年，加里波第抵达巴西，那儿的意大利移民把他当英雄来欢迎，也就是在这里，加里波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当时，巴西由一个叫迭戈·安东尼奥·费由的神父掌权，此人奉行独裁但很注意维护国家统一。南里奥格兰德州是巴西最南部的一个州，面积大约28万平方公里，移民很多，经济比较发达，一向有分离倾向。加里波第到达巴西时，正值该州以反独裁为由，在大地主本多·孔卡维斯·席尔瓦·平托的领导下宣布独立。
　　孔卡维斯的智囊是意大利革命党人蒂托·赞贝卡里，加里波第把这场斗争看做是正义事业给以热烈支持。他指挥"马志尼"号炮船为起义军效力，后又接管了帕托斯湖上的一个据点。1839年4月17日，加里波第率14名战士在这里击退了10倍于己的敌军进攻，赢得巨大声望。一连串胜利使孔卡维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不自量力发动了对卡塔林纳的远征，结果削弱了共和国的力量。四年后孔卡维斯被巴西一支骑兵队俘虏，加里波第也被迫流亡乌拉圭。
意大利军团
　　1841年的乌拉圭与阿根廷正处于战争状态。1843年2月16日，阿根廷军队包围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地亚，城中仅有42000多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欧洲移民，意大利人约有4200人。由于谣传阿根廷军队会杀光城内居民，所以各国侨民都武装自卫。
　　4月1日，法国志愿军首先成立，意大利人也不示弱，成立了由戴维·瓦卡雷扎指挥的700人的志愿军团，下设4个师，加里波第也是创始人之一。起初，意大利军团表现欠佳，蒙得维地亚当局不得不请加里波第出山来指挥这支军队。加里波第走马上任后对军团进行了彻底改组，重新设计了黑色军旗，上绣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图案，以激发战士们为自由而战的决心。军团没有统一制服，不得不从一家肉类加工厂搞来屠夫工作服充数，加里波第最初很讨厌这种红制服，但很快就喜欢上了它，"绯红色的上衣，配上一条色彩鲜艳的小领巾，显得十分潇洒"。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呼意大利军团为"红衫军"，这也就是后来威震欧洲的正义之师—意大利红衫军团的雏形。
　　形势严峻，阿军的包围越来越紧，意大利军团反攻并占领了巴拉那河上游的萨尔托城。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暴怒如狂，9月20日，命大将乌尔圭扎率军3000人立即夺回该城。连续三天，乌尔圭扎猛攻萨尔托，但付出重大代价也无法得手，加里波第又不断派兵出击，智穷力竭的乌尔圭扎只好撤退。1846年2月7日，双方在圣安东尼奥又展开一场大战。当时，共和国派阿纳克莱托·梅迪纳将军的500骑兵增援萨尔托，加里波第亲率一连步兵（186人）和一连骑兵（100人）到距城7里的圣安东尼奥去接应。不料消息走漏突遭阿军包围，加里波第镇静自若，命意大利军团隐匿在一片废墟里固守。
　　阿根廷上校戈麦斯接到的命令是必须生擒加里波第。光在正面他就投入了1500骑兵和300步兵，但地形对意大利人有利，挺立旷野中的阿根廷士兵成了活靶子。加里波第率意大利军团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从早晨血战到傍晚，毙敌无数。因为缺水，伤员的创口甚至流不出血，但无一人投降或逃跑，这支昔日惹人耻笑的军队已被加里波第训练为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天黑后，意大利军团突围，与梅迪纳的骑兵汇合后胜利返回城内，倒霉的戈麦斯只好趁夜溜走。
重返亚平宁
　　加里波第虽屡建战功，但权利之争却让他心灰意冷。梅迪纳嫉妒他的功劳，处处作对。加里波第以大局为重，一再忍让退却，可是为军团的将来着想，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出路。当时，意大利本土的革命如烈火燎原，割据的各封建王国也意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以新教皇庇护九世登基为契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决定率领意大利军团起程回国。
　　1847年4月15日，加里波第率63名志愿军战士登上193吨的"希望"号返回阔别12年的祖国，由于缺乏船只，其他士兵只能随后出发。6月21日，"希望"号抵达尼斯，加里波第受到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对奥地利宣战，猝不及防的奥军被分割包围在曼图亚、维罗纳、莱尼亚戈和佩斯卡拉等几座要塞中，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缺乏政治经验的加里波第误认为阿尔贝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宣誓向他效忠，以军团士兵为骨干，招募志愿者组成了一支1000人的军队。
　　很快，加里波第向米兰出发，沿路收兵，到芒扎时队伍已扩充到3700人。这时，由一代名将拉德茨基元帅指挥的奥军不顾战线过长，孤注一掷向米兰发动进攻，这种冒险战法居然收到了奇效。米兰轻易被奥军夺占，本来就没有决心作战的阿尔贝托惊慌失措，竟秘密向奥军乞降。消息传来，志愿军出现了动摇，一些人当了逃兵，但加里波第仍然意气风发，拒绝了马志尼让他退兵瑞士的要求，决定展开游击战。8月15日，加里波第率剩下的1000人开到意瑞边境的卢伊诺，以突然袭击方式歼灭一个奥军猎兵营，俘敌400人。
　　在拉德茨基元帅看来，加里波第不过是一个南美洲的海盗和冒牌将军。但游击战很快就令这位著名的元帅深感头痛，以至他不得不从第2军和南方战线调来6个旅共19000人的部队由达斯普莱指挥围剿加里波第。强敌压境，志愿军的形势越来越恶化了。8月26日下午，只剩大约800人的志愿军在位于瑞士边界的莫拉佐内村被5000奥军包围，加里波第亲自断后，率志愿军且战且退，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撤退，来到瑞士的阿尼奥时竟只剩30人了。
罗马共和国
　　历时一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以失败告终，这激起了意大利人民更高涨的革命热情，1848年，罗马人民大起义，推翻了教皇庇护九世的统治，罗马共和国在礼炮声中宣告诞生。
　　教皇庇护九世向欧洲天主教国家求援，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代表聚会西班牙加埃塔，制定了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的计划。4月，乌迪诺率领的法军9000人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向罗马进逼，奥军侵占博洛尼亚，西班牙军队逼近罗马以南，两西西里王国（也称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也向罗马推进，反动力量形成合围之势。
　　当时，罗马共和国有一支9000人的军队，包括国民卫队、独立战争老战士和一支伦巴第轻步兵，力量薄弱。关键时刻，加里波第从南方赶来增援。共和国的主要敌人是法军，1849年4月30日，被誉为"法兰西头号元帅苗子"的乌迪诺率5000法军直扑罗马西北的佩尔图萨大门，指望一击得手。防守那里的正是加里波第，虽然只有2500人，但加里波第部署巧妙，以步兵占据四风别墅和潘菲利别墅等据点，炮兵控制贾尼科洛高地，形成纵深防御。法军对罗马城几座大门的进攻很快被击退，经验不足的罗马学生军误认为敌人溃退便展开追击，结果被法军第20团打散，乌迪诺趁机占领了两座别墅。危急时刻，加里波第亲率预备队和伦巴第步兵反击，把法军打得狼狈逃窜，乌迪诺被迫撤回了契维塔韦基亚，并丢下400名伤员。
　　法军刚退，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二世率军12000人又从南方的阿尔巴诺山压来。共和国政府急调加里波第反击，勇猛的意大利军团不顾疲劳，连夜向罗马以南快速机动。为了迷惑混入城内的敌方间谍，加里波第巧施瞒天过海之计。首先，他把出发地点选在波波洛广场，让敌人误以为他们是远征法军；其次，加里波第率部迂回前进，不断改变行军方向。与敌人接近时，加里波第派两连骑兵占领了制高点，在共和国战士势如破竹地勇猛冲锋下，敌军大乱，没放几枪就逃跑了。加里波第当机立断，派出一个营的预备队，上刺刀全线冲锋，追歼逃敌。战斗不到3小时就结束了，敌军6000人被全部击溃。
　　尽管加里波第连战取胜，共和国领导集团却对他十分猜疑，另委罗塞利为罗马城防司令，后者在军事上是个庸才，处处干预加里波第的正确指挥。一个星期之后，那不勒斯军队又卷土重来，这次敌军由2万人和30门大炮组成，占据着韦莱特里、阿尔巴诺、帕莱斯特里等战略要地。左翼凭恃大海，右翼背倚亚平宁山脉，控制了通向罗马必经的山谷，在兵力、装备、地形上都占优势。5月16日，罗塞利集中了共和国主力8000人与那不勒斯军队决战，然而狡猾之敌主动放弃了阵地，向韦莱特里一线收缩。加里波第虽再次发挥军事天才，率1500人的突击队消灭了敌军骑兵，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昏庸无能的罗塞利不让炮兵及时投入战斗，结果只打了一个击溃战。
别了共和国
　　由于共和国的接连胜利，包括马志尼在内的执政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热衷于与法军进行和谈，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罗塞利也认为乌迪诺不过是三流将领，并认为他不敢破坏罗马的文物古迹。他还用抽签的荒唐办法来决定布防，人为地把共和国武装力量分为三个师，孤守在互不联系的城区，部队没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到处一片歌舞升平，无人理睬加里波第的正确意见。反观法军方面，刚上台的路易·波拿巴给乌迪诺增派了大量援军，还运来了重武器，法军总兵力从9000猛增至30000人，精通工兵作业的瓦杨将军也来到前线协助乌迪诺，敌我双方力量严重失衡。
　　6月3日夜，法军背信弃义发动全线进攻，当晚就拿下了当初固若金汤的四风别墅和潘菲利别墅。400名守卫者非死即伤，罗塞利引咎辞职，共和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病中的加里波第不计个人恩怨，再次接过军事指挥权。凌晨5点钟，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一片肃然，隆隆的战鼓声中，久经沙场的意大利军团排成整齐的方队，等候着加里波第的命令。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3000意大利战士要面对20000装备精良的法军。带病的加里波第身先士卒，"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意大利军团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反击。7时30分，两座别墅重新回到共和国手中，法军被杀得丢魂失魄。加里波第的红斗篷出现在那里，法军无不望风溃逃。乌迪诺和瓦杨急红了眼，亲督部队反复争夺，别墅周围躺满了死尸，法军甚至用血淋淋的尸体构筑工事。关键时刻，增援的伦巴第轻步兵被罗塞利无理扣留2小时之久，致使两座别墅得而复失。
　　投入战斗的法军越来越多，两个纵队突破了斯帕达别墅和圣潘克拉奇奥大门，战斗变得没有希望。共和国的许多领导忙着到英美国家的使馆寻求庇护。7月3日，法军占领罗马大部分城区，共和国寿终正寝了。但加里波第没有放弃，他在拉泰拉诺广场集合了剩下的大约6000名士兵，准备把队伍拉到亚平宁山区的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去打游击。乌迪诺派法国第1师的7个营、4个骑兵队追击加里波第，希望抓住这个"法国最凶恶的敌人"，其它各路反动军队也包围上来。为了对付加里波第，动用了40000法军、20000那不勒斯军队、9000西班牙军队、15000奥军和2000名托斯卡纳部队。加里波第且战且退，与敌人周旋，但是局势越来越坏，队伍最终被打散，加里波第的爱妻阿妮达也死于疾病，他只好第二次流亡美洲。
再战亚平宁
　　6月26日，加里波第乘船到达纽约，受到了意大利移民的热烈欢迎。流亡期间，加里波第仍然关注着祖国。从1852年秋到1853年2月，意大利革命党策划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采取错误的路线，策略不周，导致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大批志士被捕遇难，党的主要领导人朱塞佩·马志尼的威信受到致命打击。事实证明，单靠革命党已无力领导意大利复兴大业走向胜利。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撒丁是唯一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它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集中的地区。1852年出任首相的卡米洛·加富尔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因此，以撒丁王国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为主要途径，便成为意大利统一成功的唯一选择。1858年7月21日，加富尔和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于法国南部小镇普隆比埃尔，双方商定：法国出兵帮助撤丁王国将奥地利逐出伦巴底和威尼斯，而撒丁将把尼斯和萨伏伊地区割让给法国。
　　1854年5月7日，加里波第重返热那亚，接受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命令，组建一支精锐部队－"阿尔卑斯猎兵团"。1859年5月，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法国和撒丁联合对奥地利开战，加里波第率猎兵团深入敌后，连战皆捷，成功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深感震惊的奥军统帅部不得不从第2军团抽出加强有炮兵和骑兵的鲁普雷希特旅来对付他。5月26日，在瓦雷泽到科摩的道路上，猎兵团经短促激战，力挫奥军鲁普雷希特旅。奥军司令部又派勇将卡尔·乌尔邦男爵率6000多人据守科摩顽抗，但加里波第亲率3000人的猎兵团猛冲猛打，仅一个早晨就攻克科摩，乌尔邦带残部一直败退到芒扎才稳住阵脚。
　　加里波第充分利用了胜利的影响，大举向前推进，沿途派出骑兵四出侦察，一度兵临布雷夏城，民间谣传他手下有20000雄兵，正欲攻取奥军位于罗纳托的总指挥部，奥军一时部署大乱。在正面战场，法撒联军也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血战取胜，这激起了意大利全国的爱国热情，各地先后发生起义。然而，拿破仑三世出兵帮助撒丁，并不是为了意大利统一，因此，当他看到意大利革命局势很难控制时，便背着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签订了"维拉弗兰卡"协定，规定奥将伦巴底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转让给撒丁，但奥仍可保有威尼斯。撒丁不得不接受该协定，第二次独立战争就此结束。
　　尽管战争半途而废，但撒丁王国毕竟收回了伦巴底，意大利统一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1860年4月，意大利最顽固的封建堡垒—两西西里王国也出现了革命的征兆，使统一运动再现高潮。加里波第决定组织志愿军去支援当地人民，彻底摧毁封建统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军"（又称"红衫军"）。
千人军远征
　　由于加里波第的声望，撒丁王国对远征未作阻止，加富尔也认为远征有利于增加外交筹码，但为了不惹麻烦，他又下令不给志愿军发武器。这些掣肘自然难不倒加里波第，他率领1000多名战士义无反顾地出发了，去完成加富尔认为是"疯子的事业"。
　　两西西里王国是意大利最古老也是面积最大的王国，拥有900万人口，首都那不勒斯。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专横无能，但拥有一支10万人的军队，仅在西西里岛就有3个师共25000人和64门大炮。单从数字看，加里波第似乎是以卵击石，他所依恃的只有高昂的士气和巧妙的指挥。5月10日，加里波第率1089人在西西里岛南部的马尔萨拉登陆。他明智地决定不作停留，而是以骑兵和精锐的热那亚宪兵为前导直扑首府巴勒莫。
　　西西里王国守岛司令兰迪急命斯福扎大尉率第8猎兵营1800人据守皮安托·罗马诺山阻挡志愿军前进。地形对守军十分有利，加里波第不得不身先士卒与敌反复争夺，他那著名的"红斗篷"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志愿军战士安东尼奥·埃利亚用身体挡住射向他的子弹，加里波第才幸免于难。经过激烈较量，斯福扎败回巴勒莫。西西里人热烈欢迎志愿军，加里波第的队伍每分钟都在扩大。弗朗切斯科二世急派亚历山德罗·农齐安特将军驰援，使西西里守军增至21000人，后者命瑞士上校冯·米盖勒率3000精兵前出到蒙雷亚莱，与邦南诺上校的三营士兵会合，对加里波第进行前后夹击。形势危急，加里波第巧施声东击西之计，把两路敌人抛在脑后，麾军直捣巴勒莫。农齐安特和兰迪没想到加里波第会有此一招，只得命令冯·米盖勒和邦南诺回援，同时督促部队死守，但巴勒莫全城爆发大起义，守军内外交困。兰迪的意志也垮了，他不愿再战，终于签署了投降书。
　　此后几天，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敌我双方都在积蓄力量。两西西里王国在墨西拿仍然有克莱里元帅指挥的18000人，还有些要塞控制在他们手中，自然不会轻言失败。7月20日，克莱里命博斯科大尉率3000人进行威力搜索，试探加里波第的实力。博斯科以米拉佐要塞为支撑点，占领志愿军的前哨阵地阿尔基村，并向科里奥洛村进攻。志愿军主力赶到后保住了科里奥洛村，随后在加里波第指挥下，一举夺回阿尔基村。乘胜直扑米拉佐要塞，败退的敌军扔下了2门火炮。博斯科派骑兵冲出要塞，企图夺回火炮，但被预先埋伏好的志愿军挫败。敌骑兵大队长朱利亚尼也被加里波第亲手击毙。
　　尽管博斯科不承认失败，但随着科森茨率领5000名志愿军赶来增援加里波第，他惟有忍痛撤回墨西拿。心灰意冷的克莱里元帅眼看大局将倾，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放弃西西里岛。
沃尔图诺河大战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王国军队撤出西西里，加里波第开始筹划进军那不勒斯，彻底推翻弗朗切斯科二世的统治。8月18日夜，加里波第率3600人在意大利萨尔沃港登陆，乘夜分兵袭占敌军把守严密的勒佐要塞，俘守将加洛蒂。驻防卡拉布里亚的巴蒂斯塔·维亚尔将军急命梅伦德斯和布里甘迪两位将军分率1200人和2500人前往抵抗，但两位将军胆小如鼠，萎缩不前，反而被加里波第分割包围。维亚尔自己坐拥重兵却不敢支援，反而带一连亲兵逃回了那不勒斯。加里波第以大无畏的勇气，只身到敌军大营招降，敌军官兵群起响应，杀死了拒不投降的布里甘迪将军。
　　在不到12天的时间里，加里波第就占领了两西西里王国的大片国土，王国军队大多不战而降，胜利震惊了欧洲。9月5日，弗朗切斯科二世和王后被迫离开那不勒斯，乘船前往加埃塔，同时命令仅剩的主力沿沃尔图诺河布防，进行最后顽抗。最初，加里波第以为敌军士气涣散，已不堪一击。然而他抵达沃尔图诺河后才发现，敌人拥有雄厚兵力，而且这支军队清除了无用的废物后，剩下都是忠于国王的精锐。9月21日，王国军队趁加里波第离开前线时发动偷袭，夺回战略要地卡亚佐，毙伤志愿军250多人，士气大振。弗朗切斯科二世命令趁势一鼓作气夺回那不勒斯。
　　沃尔图诺河两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平原经常为雾气笼罩，沿着蒂法塔山有卡普亚、卡塞塔等据点，战线宽达65公里，有铁路经过。王国军队集中了全部主力28000人，分为两个集团，由里维拉和塔巴基两位将军率领。准备先夺回卡塞塔后，再全力向那不勒斯猛扑。加里波第手下也有20000人马，但成分非常复杂，有些部队并不完全听从命令。由于战线过长，加里波第被迫分兵把口，在右翼篷蒂谷地部署了5650人，在左翼圣马利亚和卡普亚部署了约3000人，在圣安杰罗教堂部署了4000人，另以1800人监视卡塞塔方向。加里波第把司令部设在圣莱乌齐奥，亲自掌握5600人的预备队，同时控制当地的火车站，以便机动兵力。
　　9月30日午夜刚过，王国军队迎着大雾从卡普亚城出击了。在主攻方向圣马利亚和圣安杰罗，投入了20000兵力，包括3200名骑兵和56门大炮。另以瑞士上校冯·米盖勒率8000人进攻右翼的篷蒂谷地。由于敌军拥有几倍的数量优势，圣安杰罗十分吃紧。敌军在防线上打开了好几处缺口，加里波第利用铁路把伤员运走，及时调来生力军。他亲率斯潘加罗旅实施反击，并命预备队3000人冒着敌人机枪火力乘火车快速机动，向敌人侧后迂回，米拉诺旅和两个匈牙利骑兵大队也加入战斗。经10小时激战后，敌军筋疲力尽，里维拉和塔巴基两路纵队同时败退，狼狈撤回了卡普亚要塞。
　　在右翼，冯·米盖勒的进展也不顺利。他分出5000士兵由鲁伊斯将军率领向卡塞塔老城前进，自率3000雇佣军朝篷蒂谷地挺进。如此一来，他的数量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尽管雇佣军训练有素，但志愿军还是顶住了他的进攻，先是埃伯哈特旅败退下来，接着冯·米盖勒也缩回杜恩切塔去了。倒霉的鲁伊斯不知道情况已发生变化，仍然机械地执行命令，他费了4个小时攻下一座由280名志愿军把守的废弃古堡，然后冲进卡塞塔老城，大肆烧杀，可惜这时主战场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加里波第亲率左翼部队和2个撒丁轻步兵营把他们包围起来。短暂交锋后，鲁伊斯率部放下了武器。沃尔图诺河之役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斗，王国军队伤亡3420人，志愿军死伤1850人。
　　沃尔图诺河大战后，弗朗切斯科二世保住王位的最后希望也化为泡影。11月7日，撒丁国王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在加里波第陪同下进入了那不勒斯。为笼络加里波第，国王任命他的儿子里乔蒂为御前副官，送给加里波第别墅一座、汽艇一艘。但加里波第说得好：我奋战南方，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谋取私利。1861年3月14日，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正式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当时，加里波第积极筹划向罗马和教皇国进军，但他的爱国热情与政府格格不入，双方矛盾激化。加里波第排除万难，再次组织志愿军准备攻克罗马，以致法皇拿破仑三世不惜以战争相威胁。意政府屈从外来压力，准备武力解决加里波第。8月28日，加里波第在勒佐附近高地宿营时，被撒丁军队突然包围。加里波第无意同室操戈，他只身来到阵地前挥动帽子高喊："不要开枪，意大利团结万岁！"纪律严明的志愿军一枪未发，可撒丁军队却枪炮齐施，一个流弹打中加里波第的足踝，他本人随即被俘。
进军奥地利
　　意大利政府俘虏加里波第后，由于无法对其进行审判，只好于10月5日宣布特赦。随后，加里波第漫游意大利各地，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意大利王国成立后，一直企图夺取威尼斯。1866年4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发生尖锐矛盾，这给了意大利一个机会。1866年6月普奥战争爆发，意大利乘机对奥宣战，第三次独立战争爆发。6月24日，奥意两军在库斯托扎进行大规模会战，意军由于指挥不善而失利，被迫撤至明乔河。
　　"国破思良将"，在意大利王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加里波第再次临危受命，在卡普雷拉岛组成一支拥有38000人、200匹战马和24门火炮的志愿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雷夏城。加里波第的计划是向特兰提诺运动，占领阿尔卑斯山的米迪卡利亚山谷，把战争引向敌占区。但这个任务并不简单，强悍的奥地利将军弗朗茨·库恩·冯·库内费尔德手下有17000名士兵，其中包括3000精锐的蒂罗尔山地步兵，任务就是阻止加里波第。
　　6月25日，志愿军经激战攻克苏埃洛山。7月7日，加里波第在洛德罗内又打败奥军，但库恩获得了2个炮队和6连步兵的增援，把志愿军的尼科泰拉旅围困在孔迪诺地区。加里波第亲率第9团实施反击，并命第7团向敌人侧后迂回，双方均遭重大损失，但库恩的意志动摇了，奥军全线败退。7月20日，库恩又得到两营步兵、一队炮兵和一队骑兵的增援，卷土重来，以6000人进攻加里波第的左翼，4500人进攻右翼，企图一举攻占战略要地里瓦。奥军攻热猛烈，歼灭了志愿军的基亚西营，并攻占贝泽卡，逼近志愿军位于斯托罗的总司令部。加里波第率司令部人员坚强抵抗，命第9团拊敌之后，奥军再次被击溃。志愿军乘胜准备攻取拉尔达罗要塞，进窥蒂罗尔，但就在这时，停战的消息却传来了。
　　由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压力，意大利政府强令加里波第撤出了南蒂罗尔。奥意战争以失败结束后，加里波第仍然为解放罗马奔走。1866年10月，他率领新组建的志愿军打败一支教皇部队，攻占蒙特罗顿多要塞。法皇拿破仑三世再派近万法军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于10月26日进驻罗马。11月3日，加里波第率志愿军4000人进至门塔纳时，遭法军3500人和教皇军3000人阻击。由于法军装备新式的夏斯波步枪，加里波第所部遭重创，进军罗马受阻。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迫撤回驻罗马法军。9月2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三世成为阶下囚。意大利政府不再担心法国的干涉，遂派6万大军日夜兼程，严令必须赶在加里波第之前夺占罗马。9月20日，撒丁政府军和加里波第部同时开进历史名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下令军队停止抵抗，放弃世俗权力，避居梵蒂冈。至此，意大利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孚日山战役
　　意大利统一后，政府和人民开始以不安的心情密切关注普法战争的最新进展。当时，意大利左派各党站在普鲁士一方，右派各党则站在法国一方。人们都知道加里波第很佩服俾斯麦，而且又长期与法军作战，因此很多人推断他会趁机对法开战，甚至率领志愿军夺取尼斯。然而加里波第的决定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决定赶往法国，协助这个昔日的对手与新兴的普鲁士对抗。在加里波第看来，拿破仑三世已经垮台，现在是援助法兰西共和国维护独立的时候了。
　　加里波第以意大利志愿军为雏形组建了4个旅，兵力约8000人。部署在法国南部的孚日山脉附近，因此也称"孚日兵团"。加里波第非常清楚，巴黎已被普军包围，个别战场的胜利不可能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的个性。普鲁士将军冯·维尔德的第14军是普军精锐之一，当时正奉命扫荡上阿尔萨斯地区。在维尔德看来，法军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加里波第的孚日兵团赶到后，这位将军才意识到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
　　法国将军康布列斯和赖伐尔拒绝与加里波第合作，借口保卫里昂向后撤退，其实普军根本没有攻取里昂的打算。加里波第意气风发，率意大利志愿军6000人单独前出到奥顿。11月25日，志愿军的一个旅在第戎西北重创一支普军，毙俘300多人。维尔德很快作出反应，以预备队第4师向肖蒙方向搜索前进，法军热衷于包围被普军占领的第戎，结果反而上了当。普军第7、第14和第2军会合后组成南方军团，由曼陀菲尔将军指挥，对法军实施了反包围。法军狼狈败退，加里波第则趁虚占领了普军放弃的第戎。
　　大名鼎鼎的普军自然不会容忍意大利人把荣誉抢走。维尔德命令第61波美拉尼亚步兵师卡特勒旅（6000人、260匹战马和12门大炮）立即夺回第戎。普军果然是欧洲仅见的一支劲旅，士兵们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像一片乌云一样朝志愿军的阵地压过来，甚至在炮火之中也镇定自若，难怪久经战阵的法军也不是它的对手。可惜的是，这次普鲁士人选错了对手。1871年1月，普军连续进攻第戎，但始终无法得手，普军第61波美拉尼亚步兵师一部曾突入城市，但被全歼，还丢失了普法战争中普军在法国丢失的唯一一面军旗。
　　意大利志愿军的出色表现震惊了欧洲。俾斯麦则咬牙切齿地说："必须把加里波第给我抓到手，我要让他在柏林游街！"1月28日，普鲁士和法国临时政府签定了停战协议，但这个协议不包括第戎在内。普军仍向该地区集结部队，要跟加里波第决一雌雄。1月31日，加里波第从容不迫地把人员和物资装上火车，撤进了停战区。普鲁士将军维尔德事后承认："如果法国的全部军队都由加里波第指挥，那么在1870年战争中，被缴获的军旗恐怕不只是一面了。"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也说："我不想出口伤人，但我要说句真话，所有为法国而战斗过的将军中，只有加里波第一人是战无不胜的。
　　巴黎公社成立后，起义者曾经邀请加里波第指挥国民自卫军，但这时的加里波第已是百病缠身，无法前往。刽子手梯也尔夺取法国政权后，为此更是把加里波第视为眼中钉，梯也尔下令解散孚日兵团，并命令不许加里波第进入法国。
卡普雷拉岛
　　隐退的加里波第一直闲居在卡普雷拉岛，不再担任任何官职，但他仍是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1874年，他的小说《千人军》出版，首次印刷即获稿费21000里拉。加里波第向来对金钱没有兴趣，只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人们不禁想到，如果他当年叱咤风云时稍有私心，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后来，巴勒莫市政府通过决议，每年拨给加里波第3000里拉作为养老金，意大利参议院也批准自1875年起，每年从政府利息中提取5%给加里波第作为生活费，但他一概拒绝。只是到晚年，加里波第经济拮据，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勋章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的补助。
　　在意大利，加里波第是一个万众敬仰的人物，人民不允许对他的任何诬蔑。1879年，一个叫乔万尼·吉诺·费兰佐纳的记者曾写了两本册子《加里波第的政治色彩》和《忘恩负义的加里波第》对加里波第进行人身攻击，结果该记者于4月19日遇刺身亡。最后还是加里波第亲自发起募捐，为费兰佐纳的遗孀筹集了抚恤金。
　　1882年6月5日，加里波第在卡普雷拉岛因病去世，整个世界为之动容。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他的墓碑两侧，每天都有意大利海军战士持枪守卫。"现代游击战之父"加里波第的卓越贡献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核心，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欧洲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它曾长期陷入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的局面。从16世纪起，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先后入侵意大利。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到19世纪中叶，席卷意大利全境的民族解放战争即将来临。
　　第一次独立战争（1848—1849年）。这次战争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848年1—8月，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邦国在人民运动推动下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各邦国君主作战不坚决，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导致对奥战争失败。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首先爆发人民起义，揭开意大利独立战争序幕。3月，米兰人民发动起义，解放米兰；威尼斯人民起义，宣布建立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各地人民起义浪潮冲击下，各邦君主被迫对奥作战。但是，战至4月底，罗马教皇呼吁停止反奥战争，并从前线撤回军队。西西里起义被镇压，各邦君主的叛变使奥地利获得了喘息之机。6月，奥军得到增援后转入反攻。7月，奥军重占米兰并围攻威尼斯城。8月9日，撒丁王国同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将伦巴底、威尼斯、帕尔马和莫德纳等地割让给奥地利。
　　反奥战争失败，独立战争进入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领导权的新阶段。
　　1848年8月—1849年8月，对奥战争的失败激起意大利人民的愤怒，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独立运动领导权，将独立战争推向高潮。威尼斯城人民坚守城池，托斯坎纳人民发动起义，成立共和国。1849年初，罗马共和国建立。1849年3月，撒丁王国国王决定重新对奥作战，但奥军7万人重创撒丁军队，撒丁王国的对奥战争彻底失败。奥军乘胜长驱直入。
　　罗马教皇向欧洲天主教国家求援，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聚会加埃塔，制定联合干涉罗马共和国计划。4月，法军1万人向罗马进逼，奥军侵占博洛尼亚，西军逼近罗马以南，对罗马形成围歼态势。加里波第率共和国军多次挫败敌军进攻，迟滞敌军推进。罗马共和国暂时转危为安。6月，法军得到增援后，双方在罗马城外激战。6月23日，法军发起总攻，共和国军损失惨重，无力再战。7月1日，议会决定停止战斗，撤出罗马；3日，法军开进罗马城。1849年8月22日，威尼斯城被奥军攻陷。至此，第一次独立战争结束。
　　第二次独立战争（1859—1860年）。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失利，资产阶级民主派受到沉重打击。50年代，民主派不断分化、瓦解，资产阶级自由派应运而生。1859年4月初，撒丁军队开始动员，月底，奥军开始出击，战争爆发。5月底，双方进行首次交战，联军获胜，加里波第率志愿军深入敌后，连战皆捷，解放大片地区，广大群众揭竿而起，纷纷加入志愿军，加里波第力量不断壮大，有力地牵制奥军作战行动。6月战事，联军损失惨重，其中奥军被逐出伦巴底。对奥战争的胜利，推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人民起义席卷意大利北部和中部。7月，加里波第解放西西里岛全部，为进军意大利本土做了准备。8月初，加里波第开始进军那不勒斯；8月19日拂晓，在卡拉布里亚登陆；20日发起勒佐之战；勒佐之战后，加里波第挥师北上，直取那不勒斯；9月，进入那不勒斯城，王国守军不战而降；10月，加里波第与西西里岛守军展开激战，由于敌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加里波第付出重大伤亡后重创守军，守军退却，死守阵地；11月初，南部地区宣布并入撒丁省。战至1861年3月，意大利基本实现统一。
　　第三次独立战争（1866—1870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企图通过王朝战争，夺取威尼斯。1866年4月，时值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统一的领导权而发生尖锐矛盾。1866年4月，普意结成反奥军事同盟，6月，普奥战争爆发，意大利乘机对奥宣战，第三次独立战争爆发。6月24日，奥意两军在库斯托扎进行大规模会战，意军遭重创，被迫撤至明乔河。
　　同时，奥军主力撤回本土，意军免遭打击。加里波第协助政府军作战，深入敌后，连战皆捷。但意大利政府迫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压力，强令加里波第撤出奥军战略据点南提罗尔，致使该地重归奥军之手。同时，奥意海军在亚得里亚海附近海域进行一场殊死海战，意军损失惨重，3艘装甲舰沉没，其余舰只撤出战斗。奥军损失甚微。奥意战争结束后，加里波第为解放罗马奔走呼号。1866年10月，加里波第率军打败一支教皇部队，攻占蒙特罗顿多要塞。法国拿破仑三世为阻止加里波第进攻罗马，派远征军经海路在奇维塔维基亚登陆，于10月26日进驻罗马。11月3日，加里波第率部进至门塔纳，遭法军和教皇军队阻击。由于法军装备新式步枪，火力密集，加里波第部遭重创，进军罗马行动再次受阻。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迫撤回驻罗马法军。9月2日，法军在色当之战中大败，拿破仑三世成为阶下囚。意大利王国政府不再担心法国的干涉，遂派6万大军日夜兼程，赶在加里波第部之前夺占罗马。9月20日，政府军和加里波第部同时开进罗马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下令停止抵抗，避居梵蒂冈。至此，意大利统一大业终于完成。1871年1月，意大利王国首都由佛罗伦萨迁至罗马。
　　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经历了长期、艰苦而又曲折的斗争过程，唤起了意大利民族的觉醒。1848—1870年的独立战争最终获得了胜利，使意大利摆脱长期受外族压迫和分裂割据的局面，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在意大利独立战争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民主派主张“自下而上”的道路，自由派主张“自上而下”的道路。由于民主派势单力薄，加之内部不团结，“自下而上”道路行不通。然而，自由派力量雄厚，政治上比较成熟，因而成为独立战争的领导力量。
　　意大利独立战争造就了杰出代表人物，其中首推加里波第。加里波第在战前通过一系列军事实践活动，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在三次独立战争中，他指挥若定，多次打败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取得辉煌战绩。他善于发扬革命军队的政治优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为意大利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人称他为“现代游击战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军事实践中创立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是意大利乃至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部老电影，1963年卢奇诺·维斯康蒂的作品，荣获第1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故事的背景是拿破仑之后的意大利南部，或者说是加里波第的那个年代，或者说就是《牛氓》的那个年代。

   历史是不熟悉的，但是并不影响自己的情绪，以开头就被富有西西里风情的画面吸引了，想起似乎教父里面也有这样的场面，明亮洁白的门帘，灰土的果园，灿烂的笑容，深沉的嗓音。接着主人公就出场了，萨里纳亲王殿下以及他的周围。这是老牌贵族，有高贵的血统和悠久的历史，但是面对复杂变化的西西里，也束手无策，他的侄子毅然奔赴加里波第的队伍，参加了革命，为此亲王还暗中支持，然而结果如何呢？褪下红色衬衫，换上天蓝绶带，转身革命的经历成为了晋级的台阶。

   亲王眼睁睁的看着旧有秩序的崩溃，和全家逃出家园，讽刺的还是依靠自己侄儿的经历才逃出生天。平静的小镇因为亲王的到来而骤然热腾起来，列队的乐队，热情的市长，可爱的投票员，这是让人难忘的，人们对亲王的尊重依然，这只能让他感到痛苦，因为他知道时代变化了，以前是狮子的时代，现在马上要变成豺狗了吧。

    商人的女儿，美丽而多情，似乎能看到一些活泼的元素，亲王目睹着暴发户的成就，为自己的侄儿提琴，然而在提亲的最后，商人巴结的提到了自己果园的历史：你侄儿娶的说不定是男爵的女儿呢，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原来大家都想着如何钻入贵族的圈子哦……亲王非常颓唐的挥推了。

    开始选举了，亲王郑重得投了自己的一票，支持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合并，这并不能为所有人理解，包括他很亲近的人。最后的一场舞会，隆重而华丽，国王的卫兵也来参加，在餐桌上若无其事的谈起了对暴动的镇压，商人受宠若惊的亲吻公主的手背，他的女儿陶醉在这交际场中，亲王疲惫不堪的沉坐在一旁，勉为其难的和侄儿的未婚妻跳舞，在他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协调啊。

维斯康蒂 Luchino Visconti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15615/

《豹》在国内有一个更具气魄的译名《浩气盖山河》，大概是因为它的历史背景是意大利革命时代，但对该片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跟影片本身的气质与格调相去甚远。
　　
《豹》是一曲时代的伟大哀歌，它讲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在1860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西西里岛的巴勒摩城，萨利纳家族已处处显露出种种哀败的迹象，在社会变革的大潮面前，萨利纳亲王试图通过与那些庸俗、贪婪的新兴资产阶级进行政治联姻，来挽回家族的没落。但那个高贵的历史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影片的叙事悠长而大气，完美地展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远方的山峦大道、华丽的宫殿教堂、精致而古典的内景装饰常在摄影机前徐徐而过，结合那些宿命般的历史角色，犹如一场庄重的历史祭典。维斯康蒂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留恋，甚至在后半部分不惜冒着破坏影片结构的风险，用一段长达50分钟的舞会哀悼一个时代的远去。
　　
“我们曾经是狮与豹，而取代我们的是豺狼与土狗”（萨利纳亲王），时代的发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高贵精神的延续，当镜头定格于萨利纳亲王单薄而立的背影之时，维斯康蒂的历史悲情也被渲染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