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这部影片以派出所年轻的户籍民警马天民在一个休息日中既平凡普通又亲切感人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民警察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和生活内容，谱写了一曲警民鱼水关系的深情赞歌。并且，影片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表现新中国的警民关系，它真正打动千千万万观众之处在于通过表现这种警民关系，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制度中一种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天民作为公安队伍的一员，身着人民警察制服，也是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影片更是一曲对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和社会制度的赞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艺歌颂性主题在公安题材电影中的积极回应。观众从银幕上看到，我们的公安机关不仅具有保卫国家政权和人民安全的专政工具的职能，也肩负着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工作部门所应有的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我是一个八零后，对十七年电影并没有童年情节。只能说我是一个十七年电影的爱好者。不过看了这么多电影，这部电影确实是我给分最低的，给了三星。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由于时代背景决定的。电影拍摄的时代是在解放后，同时在于大跃进的思潮正中。所以电影主体传递的信息和其他十七年电影比是略有不同的。以往电影里的主题是对比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不同，赞颂新社会的美好。

但是这部电影这一点是附带主题，主要的方面还是想表达人们积极工作生产，为了工作可以完全放弃个人生活，这就是觉悟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宣传的就是一切为了生产。所有的导向都是在鼓励生产，为了生产放弃自身的一切，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从这一点出发电影即使现在看，也没毛病。毛病在另一点上。

也许有的人说，当时的这个电影中的做法相当于完全剥夺了私人空间。也许有人说这种一心为工作，不为自己考虑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在这里要说，任何时代一心为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并且现在也确实有这样一心为工作的人，无论是社会各界各行一心为工作的人真的不少的。

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部电影主角马天民同志最大的问题是“守信”问题。

也许那个时代人情世故相对会多一些，有的时候为了工作不守信可以接受。但是放在现在的社会，不守信用就是罪，是大家无法接受的，也不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哪怕你天民同志做了再了不得的事情，不守信仍旧会让人反感，何况其实作为民警的马天民同志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分轻重的，马完全可以先履行承诺看了自己相亲对象，然后说明白了再去办事。

电影把最后的圆满用一种巧合来硬性体现，其实也就是侧面的说明了，如果没有最后老大爷就是公社的那位农民伯伯，主角就只能黯然收场，里外不是人了。

这是时代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也要变。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大家要学马天民的一心为工作，不能学他的不靠谱。

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电影，注意，城市电影不等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甚至都不等于“以城市为拍摄对象的电影”。

关键在于，电影是否能抓住那份独属于城市的逻辑，并让这种逻辑成为电影自己的叙事动力。

城市开始显得鲜活、多变、充满意外感、被各种巧合所填充，却又终归温情脉脉、觉悟不断提高。

要知道，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叙事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往往意味着某种危险的诱惑和潜在的邪恶，是对道德和革命意志的一场考验，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交通违章、乡下人迷路、社区食堂与卫生清洁运动、看电影、公交车、旅社，都是很典型的城市场景，包括“赶时间”这种体验，也基本只属于城市生活。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作为时代背景，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总归有些龃龉与违和，不过从一些细节上——女士们的波浪卷和布拉吉外套——还是能看出革命美学与城市美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

顺带手，还消解了上海作为城市巅峰的独一无二性：老爷子明明有城市里的子女，却住在乡下公社；老罗援助甘肃，竟然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兰”。

约会线和做好事线，后者不断构成前者的延宕与破坏，却在最终玉成了前者。做好事会造成小麻烦、带来小误会，但一定会让你拥有大圆满。很工整的歌颂型喜剧结构。

编剧李天济竟然写过《小城之春》（没错，就是费穆那版）。

以及，上官云珠那气质，真的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