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欧洲

偶然间从豆瓣上看到了这部电影，就想方法找资源去看了一下，真的被震撼到了。

据说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但感觉电影中的情节比现实更传奇。

故事讲述了一个犹太男孩的逃亡之路。

二战爆发，德国人大肆屠杀犹太人，为了活命，犹太男孩只能逃往苏联。

苏联收容了他，他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

电影中的苏联共青团

电影《红樱桃》中的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其实这部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电影《红樱桃》里的情节较为相似。它们都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和纳粹德国，都曾被苏联收容过。

但安宁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苏德战争爆发了。为了活命，犹太男孩不得不再次逃亡。

但不幸的是，他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德军。

为了活命，他只能对德军撒谎，编造自己的身世，说自己是德国人，在一个由苏联人开办的孤儿院里长大，会德语和俄语，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与身世。

德国人竟然很喜欢他，竟然还对他说:是布尔什维克害死了你的父母吧？

因为男孩精通俄语，德国士兵就让他给一位苏联士兵做翻译。德军要求苏联士兵拿出证件。

经过多次询问，德国人得知，这个士兵竟然是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

电影中的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被俘时的场景

真实历史中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被俘的场景

雅科夫的证件，请注意左上角他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真实的历史还原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

然后，德国人看到犹太男孩精通俄语，索性让他当了德军的翻译。德国人对他还不错，这让犹太男孩十分困惑:为什么他们对自己这么好，却对其他的犹太人赶尽杀绝？

在德军服役了一段时间后，犹太男孩决定投奔苏军，弃暗投明。

他通过电台联系了苏军，说明了自己的真实情况。苏军赞赏他的勇敢，让他在晚上前往苏军阵地。

在晚上，当犹太男孩前往苏军阵地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战友竟然跟在他后面冲了上来。

原来战友们把他当成了偷袭苏军的英雄。

剧情到这里已经很意外了，不过后面还有更加意外的。

一个德国军官听说了犹太男孩的这一“勇敢行为”，决定把他收为养子，并送他到去一所法西斯主义学校训练。(其实就是法西斯青年团)

就这样，犹太男孩加入了法西斯青年团。电影中用了一个分镜头去记录了法西斯学校上课时的情节:一个德国教师给学生们洗脑，教一帮学生们如何识别犹太人并杀死他们。

看完这个镜头，我不寒而栗，一下想到了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学校给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就如“洗脑”神器。如陆军幼年学校国语教科书中有反映日俄战争时期“军神”乃木希典的课文《靖国神社》、有介绍海军战役的课文《水师营会见》，有记述军国主义家庭情感的课文《水兵之母》。

在法西斯青年团里的男女主人公的着装

1959年日本电影《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物语》里的男女主人公着装，生动的反映了二战时日本男女学生的装扮:男生立领式诘襟装，女生水手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种衣服都是军国主义的产物。

二战时身着水手服练刺刀的日本女学生，图源网络

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图源网络

后来，盟军进攻德国本土，犹太男孩被苏军俘虏了。他告诉苏联军官，他是犹太人。

苏联军官怎么会信他的话，准备处死他。

这时，有人在叫犹太男孩的真名。

犹太男孩回头一看，是他的哥哥。

他们就这样相认了。

这剧情太玄幻了，也太戏剧性了。但它正是通过这种戏剧性，表现了战争中孩子遭受的苦难。这也正是片子的主旨——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这部电影与《红樱桃》都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战争，只不过《红樱桃》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去看，而这部电影则二者兼得，通过对男孩身份转换的描写，同时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去看。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以儿童视角拍摄的战争电影。

对德国二战的历史表现一度让人联想到法斯宾德和铁皮鼓，不同的是所选取的贯穿全片的意象——割礼，赋予了本片新的感官和意义体系，也打开了新的艺术观察视角。

青年人和割礼的连接统一了性的冲动和压抑，两方均是结果等同的魔鬼，有意暗合了波兰被双强瓜分的二战命运，不管是被挑动了性的冲动(德国右翼血统论，女性和繁殖的戏份)，或是被遮掩的性的压抑(苏联左翼灭个体人欲，辩驳上帝的讽刺戏份)，都导向残酷的结局，

直到战争结束，兄弟二人站在废墟边充满安全感地撒了泡尿，性器恢复了它最单纯无侵占欲的基本功能(而非总是出现于唤起性欲的冲动时刻和惊恐的压抑时刻)，亦随着“我还是想做一个犹太人并让我的孩子接受割礼”的自我身份宣告而结束——冲动和压抑都不要，只想自由自在地撒泡尿。

结尾，年老的面庞取代青年，回归到一种普遍的无指认的人态(非性态，当然犹太人的男性面相是隐藏其中的)，向远方走去，留下步伐和背影，以及同样无法指认的欧洲的模糊景象，人和这片地这份文化的路途在哪儿，无法辨认。

1925 年 4 月 21 日，所罗门·佩雷尔（Solomon Perel）出生在德国北方靠近汉诺威的城市 Peine。他的父母是从俄罗斯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父亲经营着一家鞋店，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所罗门在德国度过了田园般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六口生活的无忧无虑。因为是移民家庭，父母要求 4 个孩子在家里只能说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的一种，大部分是犹太人使用），出门之后才可以说德语。 但随着阿道夫·XTL在 1930 年代上台后，佩雷尔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纳粹上台后，德国开始系统性地迫害在德国的犹太公民。根据佩雷尔后来的回忆： “这是我最痛苦的童年经历。因为有人认为我与众不同，所以我被野蛮地开除出了学校。” 纳粹开始颁布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法律，禁止德国人去犹太人的商店购物或是禁止犹太人享受社会福利。1935 年，佩雷尔父亲的鞋店被抢劫。佩雷尔在学校的生活也不好过。作为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学校根据新的纳粹法律将佩雷尔开除了学校。

小时候的所罗门·佩雷尔（前排中间）。1933 年阿道夫上台时，他将近八岁。

1936 年，佩雷尔一家逃离德国，投奔在波兰的亲戚。 但好景不长，3 年后的 1939 年 9 月，德军入侵波兰后。纳粹把在德国种族隔离的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在波兰实行，在波兰规划了犹太人隔离区。他们一家也被赶了进去。 就在入侵波兰的前一年，1938 年 11 月，德国各处的XTL青年团和盖世太保和德国党卫军的人，走上街头，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大批的犹太人在家中被捕，随后被送往集中营里。具体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有 3 万多名犹太人被抓。

事件发生后，德国入侵了波兰。在波兰的犹太人也人人自危。他们害怕犹太人隔离区只是纳粹狂杀犹太人的前奏，等纳粹在波兰建好集中营后，他们的命运就会终结在集中营里。 佩雷尔的父母意识到，隔离区是一个你活着进入，但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的地方。父母让佩雷尔的哥哥和他逃出去，去到苏联控制的波兰东部。没准在那里兄弟俩还能有生存机会。 俩兄弟成功从犹太隔离区里逃了出来。在路途中，佩雷尔和哥哥走散了。最终他来到一家苏联经营的孤儿院，在那里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哲学的思想。 希特勒入侵苏联控制的地区时，他才 16 岁。 纳粹入侵的那天早上，孤儿院里的所有孩子都还在睡梦中。他们被老师从睡梦中叫醒，并被告知德军马上就要攻进来了，让他们赶紧往东跑。 --- 佩雷尔和逃难的人一起逃到了达明斯克的郊区，在那里被德军发现。 德军在空地上把他们一群人包围了起来，命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个一个询问：“你是犹太人吗？” 那是佩雷尔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据他回忆，“我知道，如果我说实话，我将立刻面临死亡”。 兄弟俩刚从犹太隔离区逃出来之前，他的父亲告诉他：“永远不要忘了你是谁”，他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母亲嘱咐他，“去吧，你必须活着”。 佩雷尔回想起父母跟他说过的话，他决定了，他要活下去。 轮到他了，一个德军士兵站在他面前，命令他举起双手，问道：“你是犹太人吗？” 佩雷尔说：“不，我是德国人。”

1941年:佩雷尔（右）被捕后坐在德国半履带车上

可能是他坚定的语气，那个士兵相信了他，而且并没有让他脱裤子检查是否接受过割礼。（每个犹太男婴出生后 8 天会举行“割礼”，这是纳粹辨别犹太人的一种方法） 佩雷尔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因为他精通俄语，德语和波兰语，他被德军军官吸纳到军队里，并成为纳粹的一名翻译。 加入纳粹青年团 从 1941 年加入德军，他就不再是所罗门·佩雷尔 (Solomon Perel) ，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约瑟夫·佩雷尔（Josef Perjell）.

所罗门·佩雷尔（中）与XTL青年团的其他成员。

有一次，德军在战场上俘虏了大林子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 (Yakov Dzhugashvili) 。审讯期间，他担任雅科夫的翻译。流利的俄语和德语，在审讯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给当时的德国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佩雷尔（左起第三位)，担任冯·明楚上尉和苏联军官之间的翻译。

虽然佩雷尔确实在大林子儿子被捕时在场，但不能确定这张照片是否描绘了那次事件。 作为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佩雷尔在军队里的每一天都可能被发现。他好几次试图逃回苏联，但每次都没有成功。由于他还是未成年人，佩雷尔不能继续留在军队里。可惜的是，他被纳粹看中，希望继续培养，随后他被送往 XTL青年团。在那里他继续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所罗门·佩雷尔 (Solomon Perel) 的XTL青年军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约瑟夫·佩雷尔 (Josef Perjell)” XTL青年团是专门为XTL培养的未成年纳粹士兵。根据佩雷尔后来的回忆说：“我患有精神分裂症”，白天我是一个想要赢得战争胜利的德国青年，我唱着反对犹太人的歌曲，高喊‘元首万岁’。晚上，在床上，我因思念家人而哭泣。” 4年来，佩雷尔一直不敢使用真名。为了生存下去，他不再吃犹太洁食，不再相信上帝。为了活下去，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德国人”。 在XTL青年团里的每一天对佩雷尔都是一种煎熬。每天都担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被发现。每一次洗澡或是体检的时候，其他的德国人都可能会发现他接受过“割礼”。 有一次沐浴的时候，一名军医曾试图性侵他，发现他是个犹太人。奇怪的是，这个军医并没有告发他。 “他没有告发我，应该是害怕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被揭发。我知道他的秘密，而他也知道我的秘密。” 自那件事情之后，这名军医就非常照顾他。佩雷尔之后的体检都会帮他体隐瞒。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佩雷尔一直都在XTL青年团里接受训练。 等到成年之后，他被派往前线。这时也接近二战的尾声，各地接连接到纳粹战败的消息。佩雷尔所待的部队也不例外。 

佩雷尔在XTL青年团，与朋友们打雪仗

佩雷尔跟随着部队去往了前线。 1945年4月20日晚上，在他20岁生日前夕，佩雷尔被美军俘虏。 一个穿着纳粹制服的犹太男孩囚禁在美国的军队里。 佩雷尔本来打算告诉美国人，他不是德国人。但是没过 2 天，美国人就释放了他。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他还是未成年，待他签署了一份不会对美国人使用武器的声明之后，美国人释放了他。 是否真被纳粹洗脑？ 事实上，佩雷尔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从隔离区逃出来前，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943 年的圣诞节假期，他曾乘坐火车前往波兰的罗兹。他在城里四处游荡寻找亲人。在大街上佩雷尔看到的是装满犹太人尸体的手推车。多方的打听，他也没有找到亲人的下落。 美军释放之后，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继续寻找父母的消息。经过多次询问，他终于知道他的哥哥已经结婚，并且住在德国的慕尼黑。佩雷尔随即搬到慕尼黑和他一起居住。 从哥哥的口中得知父母和姐姐已经在大屠杀中丧生。他的弟弟大卫还活着，而且在巴勒斯坦。佩雷尔决定前往以色列。 二战结束后 1948 年，佩雷尔曾在苏联军队担任过翻译。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准备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他的好运好像还没有到来。就在他到达以色列后，以巴战争爆发。他加入了以色列军队，直到次年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他于 1959 年结婚。婚后成为一名胜任，经营一家拉链厂。结婚之后他尝试忘记战争留下的阴影。也没有过多和别人提起自己在二战期间在纳粹服役的经历。  △ 然而，80 年代，在一次突发心脏病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 -- 《我是XTL青年所罗门》。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于1990年首次上映。

1959年：佩雷尔和他的妻子

佩雷尔先生（右）在二战结束后担任苏联军队的翻译

在回忆录里，佩雷尔讲述了同时拥有犹太人和纳粹身份的不易。战争结束后他还和XTL青年团的同事们保持联系，他说他认为他们是朋友。后来他还曾给他们写信，承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说： 他们说：“收到我的信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质疑纳粹的思维方式”，我想深入他们年轻的心灵深处，帮助他们独立思考，看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直到今天，我的身体里还有两个灵魂交织不清”。 在XTL青年团里为了活命，他曾努力“忘记”自己纳粹人的身份，但战争结束后他却刻意“遗忘”身上纳粹的影子。  可能就像他离开时父母说的，“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但要“努力的活下来”。看似完全相反的两句话，却解释了战争时期老百姓的不易。 2023 年 2 月 2 日，佩雷尔在以色列的吉瓦塔伊姆逝世，享年 97 岁。

佩雷尔（中）与XTL青年学校的一些同学会面

师从安杰依·瓦伊达，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阿格涅丝卡·霍兰年轻时代的经历使得她早期的作品都与政治有关。加上父亲是犹太人的家庭背景，她的第二部电影[愤怒的收获]涉及二战犹太人与波兰人的关系。五年后的[欧洲欧洲]再度触及犹太问题，这部电影掀起了不小的争议。当年，德国拒绝选送[欧洲欧洲]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不仅如此，在波兰人与犹太人看来，这部电影极其“政治不正确”，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因为它施予了一个背叛自己种族的“间谍”、“叛徒”怜悯与宽恕。

波兰人和犹太人没有曲解阿格涅丝卡·霍兰的意思，[欧洲欧洲]的确是把一个为了活下来，假装成德国人的犹太孩子塑造成了一个正面的形象。他的行为也确实可以戴上“间谍”与“叛徒”的高帽。但整部电影的核心，并不是褒扬一个贪生怕死的犹太人，而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探讨在战争中的身份认同命题。

德军准备清扫犹太人时，伊萨克只有13岁，他的妹妹在飞机轰炸中丧生。一家人搬到了邻国波兰，德军占领波兰后，伊萨克与父母分离，阴差阳错进了布尔什维克学校，当了一名共青团员。苏联人对他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让他学会了俄语，三年后德军摧毁学校，伊萨克假装德国侨民得以幸存，并以一口流利的俄语充当了德军的翻译。在纳粹军队他当了一名前线英雄，进了希特勒青年队，还爱上了一位纯雅利安姑娘。以上这是故事的基本内容，在极端的战争情况下，犹太人伊萨克隐瞒甚至是否定了自己的身份才免遭屠杀。但是用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去评价一个孩子是不正确的。对于尚未形成价值体系的孩子而言，自我身份的认同本来就是模糊的，在他身上去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纯属徒劳。

伊萨克第一次穿上纳粹军装纯属意外，那天他正在洗澡，突然遭遇德军突袭，他赤身裸体躲在街角，入夜邻居小女孩随手帮他拿了一件衣服，伊萨克对衣袖上的纳粹图案并不敏感，可以说披上纳粹外衣是一次无意识的行为，这个设置暗示了伊萨克之后的命运，也暗示了电影力图探讨“身份”的命题。因为逃难，伊萨克乘坐上逃离波兰西部的船，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当船行至河中央，人们听到波兰被苏德瓜分，波兰人相信德国人选择回到战火纷乱的西边，而他的犹太同胞则要投入苏军的怀抱。他的犹太人身份在布尔什维克学校得到了强化，那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阶级、出身的严格划分。在苏军这边，伊萨克认识到“宗教是鸦片”的观点，这个设置非常绝妙，因为在这之后，他就转而拥抱了德军。正是因为信仰的丢失，让这个孩子出于求生本能，一闭眼否认了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学校引以自豪的犹太人身份。

在纳粹的眼里，犹太人是肮脏、耻辱的。对于伊萨克来说，自己的出身会带来灭顶之灾。他不敢认同，只能假装否定身份。可是，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其他类似题材电影所不同的是，阿格涅丝卡·霍兰强化了犹太教割礼这个概念。它也直接抨击了人种优劣论，指出了所谓欧罗巴人与雅利安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同的宗教习俗，用伊萨克的话来说只是“一小节包皮”。这唯一的不同需要伊萨克去伪装，不能让德国人看见自己的下体，为了“可持续性”地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忍痛用绳子拉长包皮。生理上的痛苦，是伊萨克内心煎熬的外化表现，足以测证犹太人身份给伊萨克带来的是恐惧与痛苦。但这是身份的错吗？显然不是。

伊萨克的内心独白占全片很重要的位置，它最重要的意义，无非是突出这个犹太孩子对于周遭一切的怀疑。当战友对着犹太人的居所狂轰滥炸时，眼前的一切撼动了伊萨克既有的是非观，他对自己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迷惑，究竟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可以一方面对我这么亲切，同时那么残忍地杀人？”此时的伊萨克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为了存活他需要伪装成德国人，信仰希特勒；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处在一个随时暴露身份的环境下，他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与德国人在生理上的不同。此外不可忽视的还有，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个体，丢弃犹太人身份意味着丢弃与之血肉相连的父母。所以自始至终，伊萨克都在与自己的内心作激烈的斗争。

那么伊萨克想过当“纯种”的德国人吗？也有的，当他遇上了爱情的时候。阿格涅丝卡·霍兰把伊萨克的恋人设置成了一个种族主义者，她对于自己纯雅利安血统无限自豪，同时对伊萨克“不纯正血统”充满了鄙视。之后，我们从姑娘的母亲那里得知，这位年轻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因为自己的无知走入了更幽暗的深渊——她怀了伊萨克同学的孩子，并要向希特勒奉献自己的新生儿。这样双重的打击，使得伊萨克隐藏身份的痛苦在这条线上达到了最高点。

伊萨克投纳粹，“弃”苏维埃，“弃”犹太身份，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情感的转折点，都是向死而生的。因为年幼的“无知”，对世界的不理解，对身份概念的模棱两可，伊萨克没有被冠以“叛徒”的标签。甚至是相反，镜头数次以大特写逼近伊萨克的面部表情，一个孩子逼真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很容易激起共情。相比较路易·马勒在拍[拉孔布·吕西安]时的暧昧，阿格涅丝卡·霍兰的态度很坚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洗白这个常人眼中的“叛徒”孩子。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

文 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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