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时下的“第五代”似乎成为一个几近破败的代名词，因为当陈凯歌逐渐消失了他身上的特质、当张艺谋不遗余力地转型突破后，伴随着第五代的电影现象已经慢慢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退去。时光拽回到上世纪80年代，在说《孩子王》之前，有必要扯一些别的故事，才能解释《孩子王》身上带有的陈凯歌式独特气质：对中国文化内涵、传统理念触及程度的深远。这从《黄土地》开始一直到《边走边唱》，他的坚持都是不曾停止的。

事实上，当陈凯歌和张艺谋以第五代旗帜和代表人物出现时，陈凯歌还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而1988年，这个特殊年份里，当《红高粱》在柏林斩获金熊时，陈凯歌却执着地钟情着法国小城戛纳。这种钟情可以解释他日后为何反复要把自己的电影送去戛纳，这个代表着世界艺术电影最高水准何以让他如此的魂牵梦萦？而事实上，在1993年《霸王别姬》的那片金棕榈之前，他一直徘徊在梦想粉碎的漩涡里。《孩子王》获得了第4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教育贡献奖，这种安慰性质的奖项实在与陈凯歌的目标或者说野心相去甚远。而这一年，张艺谋开始了他在欧洲电影节上风光无限的日子，甚至他还是去演了一部《老井》，竟然也颇有收获。在两者直接交锋的金鸡奖上，《孩子王》全线溃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上都落败，而表演班底出身的谢园不敌张艺谋，相反只有顾长卫、顾长宁两兄弟得到了最佳摄影和最佳录音，另加个最佳美术。陈凯歌的现实题材让他栽了次跟头，那之后他也开始有所退却。

落败已是事实，不可更改。而其中原因何在？和其他早期的第五代电影一样，《孩子王》也是改编自文学著作，这次是阿城。只不过在电影里，导演隐藏了自己情感，转而加入了更多自己理解：知青生活、教育问题还有整部影片出现的那种超脱画面之外的迷离恐怖。更有一点《孩子王》直接展示出来的教育问题和文化残缺后面，其锋利的刀尖让人无法承受。理想而反省式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某部分国人所不愿意承受或者刻意回避的。与之于那个特殊的十年到后来未有所变的教育思想，对于那群孩子，他们究竟是需要什么。来弟在王福走后的那声尖叫让人吓了一跳，却也震动了自己处于逃避或者防护状态下的心灵。是谁亏欠着这群人或者那群人，又是谁在极力摆脱命运的枷锁，以免因为服从而被驯化。一群人戏笑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加上老杆讲台上那神情动作，完全变成了一种对于群体命运的嘲弄。

一条黄土路通往山坡上，山包上有草屋，草屋的校舍，这个山包在远景长镜头里被反复的强调，无论是开始时的固定机位，到后面的再三回应，还是有意无意的一瞥，这夕阳西下或者云雾缭绕中的草屋，成了一个物体象征。处于昼夜交替、清晰朦胧的草屋，仿佛也经受着环境变迁和命运流离。而事实上，在片尾，它也终于要结束它的使命，要被烧掉。

构图比例的适当，恰到好处的机位选择，再是结合音乐营造的压迫气氛，使得影片的多处场景相当压抑。云雾缭绕虚无，回荡其间的古怪歌谣和鸟鸣虫叫，增添着过多神秘，甚至于在全体学生去砍竹的外景里，因为沉默不语、因为阴暗树林，竟也让人绷紧了心弦。全片凝重神秘的色调和光线的暗化处理，进一步揭示着在老杆心里的恐慌，开始滋生到最后让他离去。燎原的山火欲要摧毁那片与世隔绝的山林，而山火四起的那时，烟雾升腾，还有混杂声响：里面敲打声、爆响声、惊雷、呐喊、歌谣、尖叫，交替出现，仿若一场暴雨将至。

在那个通往学校的乱树桩地，还有恐怖阴森的树林，都让观影人产生无可知晓的暗生惊怵，在夜景里破裂镜子里影射老杆内心自我分裂，老杆杂乱的头发、布满破洞的汗衫，还有那种神经质般的表情，一人独处时的动作举止，时代特征寓于言表。影片一进入黑夜或者光线低迷，就呈现出这种人物内心的焦躁不安。或者灯光下的脸庞，或是每个人脸上经常流露的无动于衷，或许生存即是自我的情况下，也因为处于紧张气氛笼罩的群体，不论彼此，都变得让人猜疑、紧张而且难以信任。

这不是一部影视剧里曾经无数次出现，知青下乡助教、师生同乐的美谈，也不会是《感动中国》里徐本禹毕业甘到穷乡僻壤当小学老师的事迹。“孩子王”这个称谓只是陈凯歌的一个幌子，而折射出来的教育缺失问题也远非对贫乏条件下身为临时教师的简单不满或满腔愤懑。《孩子王》所批判的也不全是政治意识和价值形态，从“伤痕反思”上看，它出现得有些晚，但是因为时间的间隔，反而让人更加克制隐忍，一切无毁于它自身的影像记录。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着笔，乃至于神秘气氛的贯穿，都让这片土地蕴涵着难以摆脱的沉重气息。

这是敬畏外力、屈服压力的表现，还是心中自我信念的消失？陈凯歌想说的太多，想表达地更多，虽然他很理性；而作为摄影师的顾长卫和作为录音师的顾长宁，扯带着影片向神秘不可知的一面，显然后者服从于前者。但是，犹如人的各种知觉，有人擅于视觉，有人精于听觉，有人又晓于感觉。当众多知觉交于一处，就难免应接不暇，呈现出的统一始终把握不好。作为统筹的陈凯歌，《孩子王》却集其一体，不同角度上的入手，皆有所得。

在强调人本的中国文化内涵里，对于人的生存现状往往有着不可割舍的眷念。老杆荒唐地上任去当老师，而在他先前生活里，他不过是个实践下乡的知青。物质和精神条件贫乏并不是老杆精神迷离的绝对原因，他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反省。老师的角色给了他太多触动，尽管触动本身并无所谓对错。但是他否定了曾经的教育方式，却也融入了那群孩子里。初始他还带着一种挽救孩子于知识盲区之中的远大信念，而愈到最后，他发觉改变自己、改变孩子的识字水平是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改变孩子们心里业已形成的观念价值，却非易事。尤其是那份保守和固执，固然他们可以翻盘式地学习他拥有的一切知识，却不经挑择。即使拥有那些浅显的知识，他们又能够拥有什么？而在老杆他们身上，背负的早已是命运的蹉跎。

当轮回成为生命衍生到消逝的一道车轮，当宿命成为命运起始到抵达的那个终点。滚动行进过程中，想要摆脱这一切，绝非可以轻易借助外力。对于王福如是，对于那群孩子更是，而对于老杆、生产队那群朋友、其他人，亦是如此。命运捉弄过人，然后让人去服从，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却不是一本字典、一个外物可以解决。老杆明白这一点、来弟也明白，只有在路上的王福依然不晓。但是，他终于会明白的。

2005.2

虽然《无极》里没有任何风韵犹存的迹象，但不可否认陈凯歌当年还是挺俊的。

又看了一遍《孩子王》，这才是陈凯歌。真是杰作，知青陈凯歌和知青阿城比肩立在云南的山野间。小说绝好，电影改编也是绝佳，天作之合。陈凯歌把一部中篇裁剪得恰到好处，结尾处理得甚至比小说高明。

说说结尾。电影里，老杆因为不照课本教书被打回队里劳动，临走在屋里的树桩子上写道”王福：今后什么也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这在小说里是没有的，凯歌老师比阿城老师高了那么一点点。

影片开头结尾的景色神秘壮美，教歌的长镜头也很赞，还有老杆披着衣服就着余晖长袖善舞的场景，陈凯歌选景的能力之强、顾长卫摄影技术之棒都一览无余。

陈凯歌从1992年的《霸王别姬》就开始考虑市场了，其实冯小刚说得对，他”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2002年，陈凯歌向好莱坞进军的影片《温柔地杀死我》惨败。他本来该回头，可惜就像《无极》里倾城所说的，从”跟你在一起，我又可以相信了。”他2003年拍了一部煽情的《和你在一起》，大卖，他又相信市场，更加坚定了走下第五代的神坛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直到《无极》。

《无极》来了，人民却不买账。陈凯歌更是因为”一个馒头的血案”招来了人民群众无情的谩骂。我觉得陈凯歌有点冤，但他确实不如20年前有幽默感了。 1987年，在《孩子王》里，知青谢园说：”大伙闷得慌，打我一顿解解闷，挺好。”这句在小说里是没有的，20年前陈凯歌有这个幽默，20年后面对网络上千千万万的人民他却没有了这个幽默，也许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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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看了两遍，一遍是因为顾长卫的摄影，那层空旷寂寥苍茫，绝对受到了苏联大哥的影响，一遍是因为片中许多颇为让人费解的喻体，比如片尾那些形态各异神秘古怪的树，比如老梗冲它吐痰的那面镜子，再比如那个瞎编乱造的字，还有那个循环不断的和尚讲故事的故事。拍这个片子的时候陈凯歌接近思想者的气质。片子直指教育，但不限于教育，民族的希望，人类的繁衍，实在是太厚重了，我是电影动物，我很渺小。
“不能再抄了”大概是中国电影最有力量的标志性话语之一，反正我听着觉得挺震撼的。

事件的自我评判

我出生于90年代，父亲来自贵州黔东南清水江边一个侗寨，也是文革后高考制度恢复得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的前两批。小时候对于文革，仅仅是从外婆、外公嘴里的述说来定位的，那时候不懂表达心情，但是自打晓得了这个事，在长大逐渐完整了解到整个情况的时间里，内心都带着一种恐惧感。

父亲来自农村，所以每年春节，一家人都会返乡，那也是我一年中唯一一次能够和另一半家人团聚的时候。每次返乡前，我都会自觉地背上寒假作业，但是事实证明，每个春节前后，我都是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在街上疯跑着度过。现在想起来，一年中的这个日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放行”，我可以抛下一切读书考试，可以无视寒假作业的监视，去跑田埂，去不高的天台看一鼻孔灰的烟花，去夜里某个角落吃夜宵，去江边芦苇丛吹风。我们总是不用多说一句话，不用像现在反复讲述自己有多么开心，因为那种快乐是通透相似而不用多加赘述的。

刚开始对于哥哥姐姐是有疑惑的——他们每天都在玩，读书就是个任务，将来怎么办？怎么找工作？但每次我都会深深的羡慕他们并完全无怨无悔的加入他们的玩乐行列。这种日子，也是后来长大回过头来看才有的某种感触，才敢说我羡慕他们，羡慕当时的自己。

《孩子王》里，王福要和老杆打赌，说如果自己能够提前写出砍竹子造学堂的作文，就希望老杆把小字典送给他。第二天一早，王福将230根竹子堆在空地上，拿着作文理直气壮的说“我赢了”，老杆却说“你输了”，老杆的理由是“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想来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大多如此，先要为一个时代定下基调，写下空洞的畅想，都是极不现实的。只有等这一件事过了，甚至过几十年再回头看，才能客观的描述，或者是“听”事件的自我阐述。


民族的显影

电影拍摄的是文化大革命云南勐醒中学的故事，没有插入方言，但陈凯歌保留了一部分，体现在可以听到很多“二天”、“娃娃”、“我x你仙人”之类的地方普通话。老杆被任命当教师后，是从山上“爬”下来，走过蜿蜒曲折的山包子去到中学的。
抵达后，老杆进入自己分到的教师宿舍，娃娃们在用竹子搭起来的宿舍外墙上，画了一个人像，那或许是孩子们对于老杆的想象，也或许是为曾经的某位老师所画下的，孩子们甚至会将过往的老师的名字说错，因为更换了太多。这样的画面充斥着整部影片的各方布局，在学校可以写写画画之处，竹墙上、课桌上，都被娃娃们画上了画。
老杆第一次站在讲台前时，背景也是一幅画娃娃们画的老杆，充满了高原气息和普遍的农村人形象——稀松的牙齿、用交叉的线条表示的“高原红”、大大的鼻头，7年的知青生活足以让老杆变成一个乡人。

记忆中，在小学识字后，课桌上、黑板上甚至是厕所的墙壁上，就再也不是幼儿园的涂抹画了，而是各类“XX喜欢XX”“XX是笨蛋”之类的句子。猛醒农村的教育无疑极度缺乏，所以即使在一个有“初三班”设定的存在下，随处可见的仍旧是画，而不是字，学生们并做不到用字来表达。这种强烈的对比设置得非常好，让人深处过去的时代和历史中。


高明的留白和时代的险恶

我们最近总是爱说一句话，“多点真诚，少点套路”，但是《孩子王》里，其实是“很多套路，也很多真诚”。套路在于陈凯歌将影片布局、情节推展处理的非常精彩的同时，设下了很多棋子。
全片充斥着很多笑，笑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导演想同观众一起进入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是一种用台词上的缺失来更丰富的刻画人物内心。现在的电影，几乎是用台词去描绘情感的，因为有时候导演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拍出他想表达的情感，于是写下很多字，摆放在影片不合适的位子，这种设置有时候会让人到不真诚。但是这也是因为，现在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口味，而观众看不进没有台词的电影也懒得去思考情节（我们想在忙碌中寻找放松），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以及用大量明星堆砌一场“联欢会”的影片。其实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也是在市场中迷失过的，对于市场是聪明的——更多的票房，但是对于导演的身份，值得思考。所以再看陈凯歌87年的《孩子王》时，或许会想起那个时候亲近文化和哲学的他，会想起曾经用“道”来拍摄中国电影的那代人。

老杆让王福起来去教书，王福第一个反应是“你可是在整我？”，接下来是老杆回头的笑，这句话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笑让人尴尬。这是时代的险恶。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局有隐有讽的棋局，那这句话就是一枚看似不经意的棋子，慢慢将棋局（影片）展开下去，就会发现这步棋的用心，陈凯歌仅用一句话，就让一种时代的阴险在观众内心埋下种子。
明面上的讽刺也是用老杆无言的笑填充险恶气息的。比如在老杆在极不相信又再三确认学生没有课本后，跑去问其他老师，其他老师的回应是“没有纸啊”，随后老杆从右手边一座垒得高高的纸堆上拿起一叠，继续“无声”的“问”向其他老师，老师接着回应“呵，这个纸你随便拿，拿下去擦屁股也行”，随即觉得不妥，又加上一句“这样说不好，这样说不好”，但是已经无法掩盖内心的险恶。

高明的留白还在于，陈凯歌用动作替换台词，在王福和老杆打赌时，老杆问他赢了想要什么，他并没有直接说“要字典”，而是给了一个固定镜头，王福跑回屋里拿出了“他的答案”。好的电影不会因为台词的缺失流失故事的本味，反而凸显了整体感，有一种影片在被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自编自导自问自答”的良好状态。


“说不清楚”和抄的教育

老杆在影片中有两句话，一句是“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另外一句是“人能干什么，说不清楚”。《孩子王》里尽是一些说不清楚的事。

老杆几次问学生为什么没有书，学生说不出来。后来老杆让学生回答一个他觉得不傻都知道的问题，学生都沉默了，随后又一字一句的背下老杆的解读。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里他写道“我想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他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教育，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甚至是身在“初三班”的他们也做不到。

学校所谓的教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是抄。学课文是把课文抄下来，即使很多字都还不认识，写作文是抄报纸，甚至在王福得到接触字典的机会后，也是用抄的方式来学习。这是对教育的反思，是对社会的深思，因为即使走到今天，我们也还没完全脱离“抄”的恶俗。我们今天要成为的人不仅仅是要“说得清楚”，还要真正的表达出自己的理解。

老杆在发现学生很多字不认识和无法理解课文后，改变了上课的方式，抛开了课本，从字开始教。此处会展开陈凯歌在教育和教育之间描述的一个鸿沟——影片中老师所谓的上课就是抄书而不是授以知识和思想，而学生们的理解的上学就是一系列上学的动作——老杆让学生写一篇主题为“上学”的作文，学生写的都是上学前起床、走路、吃饭的事。


顾长卫的摄影和扭曲的枝干

有人统计过，影片运用全镜头几乎达到全片的50%，顾长卫的摄影也像在读一本书，许多“自上而下”“自左向右”的展开方式。印象最深的便是影中多次对山包的头的刻画，以及学校老师介绍老杆时，老杆站在教室外，正好被稻草遮住了脸的那一幕。

影片最后是一个地区习俗“烧山”，是因为植物长得过于茂盛，以此烧掉产出肥料同时也让新的枝桠更好的生长。或许陈凯歌也是寄托了自己希望能有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的出现，是希望能够向黑暗说再见的一个结尾。配合上老杆离开学校时在枯树林中那些由于生长环境导致的畸形状态，又是给人重重的一击。



蛮横的来娣会写歌，不会说话的老王生活得认真，喜欢反差萌不是因为真的萌，而是你觉得他们可以比任何冠冕堂皇都来得真实、珍贵。
最后写下记录的影中的一段背景台词：要不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大革命，谁也无法想象，一个旧社会连学校门都没进过的普通老工人，今天，要走上中学的讲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