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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影评
1 ) 大哥大嫂过年好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又都你退我让起来。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2 ) 看一个导演回答问题就知道其作品水准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3 ) 姜文的荒诞派刀法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4 ) 《鬼子来了》最值得一说的细节是什么？
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但是姜文没有牺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1
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2
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3
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4
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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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姜文的十个为什么 / 赵为民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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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6 ) 来了，该遭殃了
这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看的电影，我这论调恐怕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豆瓣“最受欢迎评论”都是些什么内容，我就还是只能说些不一样的话。为什么说这部电影不适合中国人看呢？因为中国人相比较外国人更不容易看懂，更不幸的是，他们看过后觉得比外国人看的更懂。大体上分两种情况，男孩和女孩（岁数大的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男孩呢，基本上脑子记住的全是结尾部分日军杀人一直到最后结局（或者还记住了开头），然后就把对日本的愤恨更加深了一层，并无比“敬佩”姜文；女孩呢，基本上记住的都是前半部分的幽默镜头和台词，后面较严肃的部分会体验的比男孩们程度轻很多的伤感，并很快忘掉或不加思考。大部分表现基本如此，所以结果就是，男孩们咬牙切齿告诉我这是一部抗日影片，女孩们告诉我姜文挺逗的。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悲哀。
有些人已经知道，本片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个几乎并列于金棕榈奖的重要奖项（当年金棕榈由另一部出色的影片"Dancer in the Dark"获得），也有些人已经知道，它最终在中国被禁播了（有关禁播原因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523403/），这有多荒谬我就不浪费时间说了。姜文本人似乎也曾经对本片作过一些解释（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266247/），并得到了很多中国男青年们的追捧。在我看来，我宁肯相信这是姜文出于对自己艺术前景的担心而说了一些讨好有关单位的违心的话。我在《寻枪》的评论里曾经对姜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仍然相信他。我的理由很简单，一部由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电影艺术家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所谓电影"academy"所肯定的电影，最可能的获奖的原因只有一个——艺术，最不可能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政治。如果有人认为姜文是为了反日而搞出一部作品，并被一群外国人所欣然接受了，那就无可救药了。
现在转入正题，我斗胆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首先，在技术和手法上，姜文继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才华。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不同人群风格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不可损益的无比精彩的对白，精炼的剪接，镜头运用，尤其是结尾部分选用手扛拍摄，等等吧，加上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圈里人预料到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师级别的艺术家。
然后主要我想说一下本片的意义部分。我认为这是成就了这一部完美之作的最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过了Dancer in the Dark，因为立意上来说本片要更加含蓄深刻，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受众范围，这根本就不是一部什么“抗日”片。我看到很多豆瓣网友给本片加了“人性”标签，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没错，本片的“主角”就是人性。鱼儿完全不加思索的为花屋治伤，马大三为了不敢杀花屋和董汉臣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花屋不知不觉地被他俩的善良所感动并成为同群，这都是最真实最美丽的人性善良一面的平平淡淡的自然的体现。这个，跟国籍民族有关系么？
另外，人性却远不止善良这一面。
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作品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完整并升华了原著的天才般的隐喻和指代。通过一个看似虚构却真实感极强的故事和敏感的背景，为我们展示了“鬼 ”来了之后的一番景象。其实英文名字已经为我们理解电影给了很大帮助，这个“鬼子”，说的是日军吗？根本不是，而就是“devils”。那究竟是什么呢？就象征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疯狂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一切荒唐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条条框框，复杂说就是政治、民族、信仰、制度。。。。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它，或者说它们来了，已经逼近到了door step，我们无处可逃，于是各种角色便开始展露出了自己的一面。董汉臣作为最重要的配角之一，连同唱书的两个土艺人，代表了如今时代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群众——投机分子，他们服从于权力，对制度表现出了极好的“适应性”，没有原则，或者说原则就是自己的利益，以这个原则来背叛其他任何别人觉得宝贵的东西，比如信任、自尊、以及人性。影片或者说原著用一个理想化的乐观的安排，预言（或者说希望更好，虽然有些无奈）这类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灭亡。花屋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配角，则代表了另一大类——糊涂分子，在政客们的愚民政策和传统道德制度下（每个国家都一样），以条条框框们做了自己的主，民族、国家、信仰、“ 道德”这些东西一经接受，不假思索的变成了生命中的条件反射。但总有一天会发现问题，那就是与“人性”会产生冲突，一经冲突，在挣扎着固执一番之后偶尔会通过自相矛盾而窥见事物的真谛。本片却给了一个现实的悲观的安排，最终还是“鬼”有惊无险的赢了，占领了灵魂，让本人在荒唐之中一步步远离天堂，迈向地狱之门。以酒冢队长为首的日军，以及高某人为首的美军，则代表了“鬼”，权力和政治的化身，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各种“真理”来“说服”你。四表姐夫和刘一刀代表了生活骗子，从不诚实，从不认真，但轻松的游离于鬼和人性之外，不趋名利却也没有信仰。以五舅姥爷为首的普通老百姓，代表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最底层人民，或者说人性的相对丑恶一面，或者说相对真实和普遍的一面。面对董和花屋，开始时他们会说“你们也都是孩子啊”，到了关系到自己的时候，便一致主张杀死他们。自私、懦弱、愚昧、虚荣、仇恨、并且对于“鬼”的无所认知，甚至在被压迫的状态下臣服于权力，并无法容忍挑战权力的行径。例如私底下二脖子的母亲对日本人放肆叫骂，当自己的驴骑上日军的马时，大家又都无比羞愤的惩罚着驴。正是这种形象，才会有这些次要配角们的各种性格，才会有片尾看热闹的群众们的令人作呕的笑声。片子给出的答案也相对悲观，没有与“鬼”冲突的时候，就愚昧的生存着，一旦冲突，结局是垂死挣扎后的灰飞烟灭。马大三和鱼儿是本片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他们代表了人性的善良和诚实，在人性的丑恶一面包围下，仍然坚韧的活着，从始至终两人都较少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生命和群体的关爱，以及对于天性的尊重和对教条的反抗。但在他们当中也有区别，马大三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欺骗村人说“会要了全村人的命”，而自己不敢动手杀人，却尽力找人借刀，鱼儿的表现就相对纯洁了很多，不顾辛劳的照料着花屋和董，并且坚决地反对处死他们的决定。而片中的结局也很特殊，马大三在与鬼的冲突中，顽强抗争后仍然极尽无奈的被吞噬掉，影片无比精彩的结尾中，马大三人头落地，最后合眼的瞬间那个微笑，传递的更是一份解脱和醒悟。另外鱼儿却没有交代，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也许作者仍然不无乐观的保留了对于善良的希望。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我”，没能找到很确切的解释，个人理解似乎就像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世界，或者说上帝，近乎强迫的把鬼送到人性的身边，无时无刻陪伴着，不断给你希望却从不兑现，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上演。每当鬼来，它们想践踏的目标就只有人性，于是真正的美好就要开始遭殃了。
这样的原著和《寻枪记》等，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文学艺术高手在民间，用这样巧妙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这也正是“艺术”二字的精髓所在。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嘎纳会把评委会大奖颁给它，也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来看的电影了吧。我之所以对艺术感兴趣，原因就是艺术是我们老百姓用来关心“人”本身的，我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原因就是它是最全面的一种综合表达方式的艺术。只要你能够专注于表象之下的 “人”和“道理”，也就能轻易地看出那些逼到门口的“鬼”们都是虚无的。到那时候，是不是可以幸免于难呢？
结尾那颗唯一上色的人头
国产片最高境界!
姜文：“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这部电影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结果，这是一部能在日本公映的内地禁片。我觉得这基本就说明一切了。→19.2 二刷
我有个朋友说他一共看了３０多遍……
中国最好的电影。
从此，“大哥大嫂过年好” 在耳边经久回荡……
就让我一手一个，掐吧死俩！
心中的点点悲凉，不能一语道尽……
就冲这片儿，姜叔你是中国最好的导演，没有之一！
留口气活着很重要，可有些事比活着留口气重要
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七爷、八婶子、小碌碡...
中国农民是善良的，是好人。同时却也是愚笨的，是软弱的。软弱往往导致善良变质成为受欺。
国产高峰，姜文是电影界的鲁迅，面对国民的自私、愚昧、软弱、天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巧妙将此融于荒诞可笑的表现手法中，各方势力皆不能免于嘲弄。国外有《钢琴师》《辛德勒》《美丽人生》，如果要用影像作品面对七十年前那场浩劫，我们只有这部能拿得出手了。已被“大哥大嫂过年好”洗脑。
优秀的如此遗憾. 仿若是黄皮肤的库斯土里卡.大三背着豆子刚刚进入县城时，姜老师用了一个跟拍的“巡礼”式长镜头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日据时期小县城的风貌图。仅仅一个镜头 人物呈现之清晰 空间描摹之有力 为十余年来大陆电影之仅见也。
大概姜文最后的一笑意思是“幸好我死了，这狗B的世界我可不想活着”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这辈份够乱的
大哥大嫂过年好~~~~AND 姜文这个人是个天分极高的家伙。
十部南京也抵不过一部鬼子来了。
“大哥大嫂过年好” 这是另外一种视角审视战争。姜文通过影片含而不露的揭示了人性的悲凉，黑白以及最后的那一抹彩色的处理都显得别有用意。只有敢于去批判和自省的人，才会有前途，很可惜，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姜文。★★★★☆
太他妈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