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和一日

有一天你会离去 但是，请给我这一天 就当我俩没有明天 就给我这一天…… 在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与一日》里，他讲述了一个为了寻找一首完美的生命长诗从而一生漂泊的诗人的故事。在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开着车去医院接受自己生命宣判的这一天，遇到了因为战争而逃难过来又被人贩子拐卖的擦车男孩；遇到了街头演奏的音乐学院的学生；遇到了因为意见相左而伤害彼此的情侣；遇到了为自由而对抗政府的人权斗士；遇到了夹着公文包生存的普通中年职员也遇到了诗人自己的化身—一个背井离乡的孤独诗人。他看到人的一生：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想起生命中经历过的家人、爱人以及朋友，也想起了生命中缺席的场合。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试着去与自己错过的爱人、家人道别，为为自己的不会爱道歉，也为自己错过的场合而道歉。诗人后悔自己发现的太晚，后悔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才发现生命的甜美与真实的渴望。 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像在读一首长诗，这个节奏和男主角—诗人—的角色设定很贴合。从电影的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沉浸在一种“慢”的痛觉当中。导演把“永恒”拍成了“一日”，同时又将“一日”拍的犹如“永恒”那么的长。 我们似乎永远都在追逐“明天”，追赶下一个骄阳。我们放任“今天”不管，我们离开家人、爱人，离开故乡，只为寻找生命中不凡的“诗篇”，直到最后，我们词穷到不能再写出任何一个字。我们耗尽了生命，在不得不回头的时候才发现生命的关键字词、完美诗篇就在原地，生命的渴望与甜美也在原地等待。 张悬在《日子》里面唱： 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今天， 一旦想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是明天， 而今天就是今天， 我好抱歉我没察觉 明天到底是哪一天？明天只比永远多一天。那么永远又是哪一天，它又有多远呢？我想，隐藏在电影背后没说的：永远就是今天。请给爱人、亲人和朋友以及你自己这一天，这一天就是今天，今天即是永远。

1944年，希腊发生内战，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一家蒙难。他的父亲被堂兄弟举报，“解放希腊人民军”的共产党人以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了他。几个月后，父亲被释放，穿越大半个希腊回到家中。这个恐怖而荒诞的事件让少年安哲心有余悸，多年以后，他把这一幕放进了电影《重建》，片中的角色斯皮罗的原型正是他的父亲。

安哲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开始拍摄《重建》时，他记得有一个下午，在那个小村庄。天下着毛毛雨，薄雾笼罩空山，村庄已被遗弃。大多数村民迁往德国，他们都抱着一个改善生活的梦想。只剩下几个身穿黑衣、在幽暗的灯光中恍惚可见的老太太行走在狭窄的小路上。他听到一个衰老而嘶哑的嗓音唱着一支极古老的歌。这是个老人在唱：“噢，小小的柠檬树……噢，小小的柠檬树……”

《重建》是一部阴郁的电影，它以一件发生在希腊北部最贫穷、落后的伊庇鲁斯地区的情杀案为楔子，勾勒出希腊贫穷村庄的社会生态。青壮年纷纷逃去德国赚钱，传统农村社会土崩瓦解，留守的家庭如同苟延残喘的瓦房。在《重建》里，村庄成为历史的遗弃者，当村民站在路旁控诉男女二人，人心的直接与荒诞油然而生。安哲要讲的不是凶杀，而是历史对失落者的放逐。

早在那时，安哲已经对长镜头的艺术信手捏来。他对长镜头的迷恋始于学生时代。有一次课堂教学，安哲迟到了，教授要他交一个短片的镜头脚本，他问同学要了一根烟，用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说：“这就是我的脚本，一个360°的全景镜头。”教授恼羞成怒：“你不是来学习这个的！”安哲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如果学校里都不能实验，那还要去哪里？”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是那位老师的态度。后来，当安哲的短片放映完毕，全班起立鼓掌。那位老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给电影鼓掌，你们是在赶我下台！”

安哲因此被学校劝退。许多人为此抗议，包括任教于此的萨杜尔，但结果没有改变。安哲不为所动，继续看阿伦·雷乃和戈达尔的片子，他向往法国，不仅仅是因为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他爱司汤达的《红与黑》及《巴马修道院》，也一度沉浸于加缪的反抗哲学。在服了两年兵役后，他拽着手上的船票来到塞纳河畔，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谋生。夜间搬运、卖地毯、去夜总会唱歌，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底层认知，而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进修，让他掌握了更专业的导演技术。

在巴黎，安哲加入了左翼。他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一些学生示威，比如支持塞浦路斯，但每当左翼与右翼的学生在广场上打起来，他就会离得远远的。安哲曾经也激进，也对革命抱有希望，但家庭的创伤让他心有余悸，渐渐的，安哲一点一点地在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批判斯大林主义，刻画革命幻灭的悲伤，在1975年的《流浪艺人》里，他以流浪剧团的巡演为背景，通过闪回讲述了希腊1939年梅塔萨克斯将军专制统治到1952年到帕帕戈斯右派将军上台的历史。通过口述和广播，我们知道剧团一再地被各种政治事件中断演出，从专制的将军到纳粹入侵，从恐怖空袭到暗夜的枪声，影片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德军撤退，希腊士兵骑马狂奔，人民在集会中欢庆，一些人高举马克思的头像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声震天响，但很快，枪声袭来。“那一天，垃圾的广场将会变成武器库吧，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唱的不是赞歌，而是诗吧，不会屈服于暴虐吧。对满身伤痕的自由充满希望吧！”时间的废墟冲散了梦幻。

回顾半生，安哲曾说：“我是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德军对希腊的侵略被投射于《塞瑟岛之旅》开幕的一场戏：指挥交通的年轻德国士兵被一个孩子触碰肩膀，这个小孩随即跑入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窄道中，而士兵就在后面追。

1936年梅塔萨斯独裁、1937年二战、1944年内战、1967年军人政变、1974年军政府倒台，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曾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但在二十世纪，希腊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一个被反复侵略的失落之地，巨大的落差感烙印在安哲心里，也影响了他对历史和世事的看法。历史未必是线性上升的，也可能不断下坠，历史成就了多少胜者，就放逐了多少输家。

在安哲的内心还有一位失落的父亲。“被带走的父亲的消失——我们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负担。”《重建》以父亲的归来作为开场，《雾中风景》等与寻父有关。安哲说：“这个父亲或是真实或是虚拟——但他是整部电影的中心人物，主角。 ”

父亲和故乡有时候是含混的，他们共同指向过去。《雾中风景》，两位姐弟远赴梦德国寻找虚构的父亲；《塞瑟岛之旅》，主角在海外流亡三十二年之后，重返家乡的旅程；《尤里西斯的凝视》，一位导演寻找马氏兄弟未被冲印出来的三卷底片，他追随马氏兄弟当初拍摄的脚步，横越巴尔干半岛，可是，他疑惑道：“我们已经跨过多少边界，但我们还在这里，还要跨过多少边界我们才能到家？”安哲说：“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只要一走开，此刻的故乡就永远不在，无论是归来时，还是记忆深处的，都是陌生的故乡。

安哲一直试图拍摄史诗，但事与愿违，他最拿手的反而是抒情长诗。安哲的抒情从不是激昂壮烈的，阴郁、洗练是他的特质，和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他的镜头语言如此克制，《哭泣的草原》末尾的绝望喊声、那种撕心裂肺的情绪并不多见，他对待电影显得理性而隐忍，但剥开理性的外壳，电影的抒情性十分明显，总有一个诗人气质的角色牵引着观众，在空旷灰冷的画面中，安哲的影子其实格外明显，人物在他的电影中扮演着诗歌中的意象，电影折服我们的也不再是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整部电影的抒情气质，那是安哲的作者气质。

如果说王家卫拍的是都市的失落者，那安哲拍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失落者，放逐是他永恒的主题，个人冲破集体的迷思，告别革命与英雄，却活在了举目四望空一人的落寞中。在安哲的镜头里，老人和孩子是主角（《永恒与一日》《雾中风景》《哭泣的草原》等），又是携手同行的伙伴，他们逃离固有的生活，好像要寻找什么，却只能找到追寻之物的遗迹，甚至什么也找不到。《永恒与一日》中，当老人与孩子在路旁，孩子准备离开时，老人终于忍不住，要他回来，理由是“你离船来还有两小时，而我只有今晚”，可孩子还是走了。老人依然在路上，从黑夜到黎明，他看到年轻时所见的大海，也听到手风琴的乐声；他目睹了边境线的变化，也与迁徙者擦肩而过。当他面对大海，问妻子：“明天有多远？”妻子说：“永恒加上一日。”

比起集体的狂欢和历史的颂歌，安哲更留恋“此刻的温存”，是刚好在十字路口，陌生人短暂的拥抱。水、雾、灰尘，安哲让他的影像置身在朦胧之中，为现场平添出模糊的气息，唯一没有模糊的是情感——小人物的情感，亲情、 友情、爱情，乃至对故乡的愁思。安哲镜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内心却藏着千言万语，他呈现政治，书写迁徙，为的不是政治和迁徙本身，他所关注的，是原本相安无事的人如何被外部袭来的权力、意识形态所驱逐，他们的命运如何被瓜分、冲散到无路可走，最终成为一个个实质意义上无家可归的人。就如《时光之尘》中刚刚相爱就被拆散的情侣，一个去了西伯利亚劳改，一个被关押，政治漩涡让他们在一条路上被分开，而他们只能被动接受。

在那时的苏联乃至整个东欧，这样的离别也许每天都在上演。在那个时代，既有伟大的卫国战争、跃进的工业体系，也有冰天雪地里的流放者、排队领面包的穷人。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面貌极为复杂，在此无法赘述，但某种程度上，斯大林是那个大国苏联的象征，是许多俄罗斯人对“强大”向往的化身，东正教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他们自居高贵，向往精神自由，却又信奉一个伟大的神，愿意无条件服从“伟大”。在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的感召下，俄罗斯人认定自己是“神选民族”，他们期盼一个强人领袖——一个具有强大父辈气质、震慑多方、决策坚定的代言人来领导他们，而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但斯大林也有死的一天。当斯大林去世，一批人的信仰就动摇了。电影《时光之尘》里有一个片段，就在肃杀的广场之上，一群苏联人沉默地面对领袖去世的消息。他们沮丧地分离，眼里尽是枉然。

而另一边，影片的几个主人公——斯皮罗、雅各布、艾蕾妮，他们的生活渐渐没有一个所谓的伟大去支撑，他们似乎更关系切肤之爱，更珍惜在自己漫漫时光中浓墨重彩的人。斯皮罗是安哲父亲的名字，1944年的希腊内战和杀戮，他的父亲被判处死刑。“那年，斯皮罗被他的堂兄弟—极左“解放希腊人民军”的一员—以在德军占领时期不支持该组织的罪名逮捕并判处死刑。”因为童年的阴影，安哲说：“希腊人是在抚摸和亲吻那些死石头中长大的，我一直努力把那些神话从至高无上的位置降下来，用于表现人民。”

1995年，安哲被人问道：“你喜欢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么？”他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性，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那时不曾知道，自己将死于一次冬天的意外。当希腊人沉浸在新年的喜悦，安哲倒在血泊中。许多天后，在他的葬礼上，影片《重建》的民谣再次响起，风雨漂泊的希腊中，有人似乎在重复吟唱：“你在水边恸哭，低吟着悲歌苦调。蔚蓝海面上的海鸟呻吟，也没有你悲凉。”在雅典，整个城市的市民、政客和电影人都陷入悲伤，人群中，甚至有从巴黎和莫斯科远道而来的影迷，他的妻子Phevi与女儿在黑夜雨伞下低声哭泣，众人齐唱希腊民谣《Kontoula Lemonia》。那个冬天只有他是最沉默的，他走的时候，整个希腊都为他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