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不相瞞，我難以抗拒穿上晚禮服、連衣裙和高跟鞋等衣飾的女子；看了幾幀《去年在馬倫巴》的劇照後，就立下決心，怎也要進影院看一回，過過看華麗女子的癮。2005年8月逢電影節目辦事處辦了Alain Resnais回顧展，片目有此大片，不妨盡早觀看。
　　
電影看過了，晚禮服、連衣裙、高跟鞋和羽毛睡袍穿在女主角身上自是好看，穿脫鞋子的美麗轉移式的確誘人，亦再次旁觀了歐風雕欄玉砌下中上階層男女的浮華閒適生活。當下香港的豪宅廣告，或一句歌詞分成三個鏡頭的MV，彷彿遙遙呼應電影裡的後園風光，或某些男主角追求女主角的場次。男主角追求女主角，用的是言語，但不盡甜蜜。
　　
舊戲小生追淑女，不慌不忙的說句：「小姐、小姐，妳好生面善呀，不知曾否見過—呢？」今時電視電影的老套準情聖，也不時用這句開場白：「唔知 o係邊度見過妳呢？」——四個月前看《世界》，賈樟柯就藉趙濤和另一名男子，給我們更新記憶。通常遇到這些男人的女子，都是冷冷一句否認了事，留待男的繼續出招；而在旅館跟美女朝遇晚見的男主角，沒錯是窮追不捨，但用的是分期付款，每天都給美人重溫一年前的美好時光：那個後花園、那個雕像那地碎石、那隻脆弱的高跟鞋、那個門半開的房間，還有妳那襲羽毛睡袍，從餐牌到甜品裡的異國水果都一一道來，並做到少食多餐，不像沒有想像力的追求者般，妄想一句定江山。遇到女主角問及細節，男主角卻不清清楚楚，答道那不重要，或是拋出包括馬倫巴在內的幾個有高級古典風旅館的度假勝地，任妳細選。具體得像記憶，模糊得也像記憶；具體得像謊話，模糊得也像謊話。言詞組成的愛情故事，就算加上留影一幀，也未能成功核實，徒教女主角繼續迷茫。
　　
片初戲中戲的男主角，穿過綿長又重覆的古雅過道，終於會了女主角，並表白定情。在戲臺外的男主角，就用言語搭成迷陣，引得女主角不用親訪迷宮，離開男伴跟男主角他去——或者，她那男伴在言語方面的本領，不及他設三角陣或開槍，而女主角最後中意的，可能是男主角編故事講回憶的本領，和在迷茫中追尋的趣味，是否真有其事無關重要。情場中幾多高手，但未必人人只懂用愛將心偷，用腦用手或者靠把口，其實都得。

（文/鬼脚七）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属于这样一类影片，它无数被提及，被推崇，被奉上神坛，也避免不了被不屑，被忽视，被束之高阁。这是那些超越时代的作品的必然命运，但是好在伟大的作品不是为了被理解而存在的，它们要愉悦的不是漆黑影院的里寥寥几个观众，它们要做的事，是颠覆和重写世界的规则。

记忆的意义

    阿伦·雷乃的导演履历中，《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占据着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作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去年和马里昂巴德》和《广岛之恋》在新浪潮席卷世界的年代当中，几乎是以一种从天而降般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也为世界电影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添上一把烈火。1961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最佳影片（这也是阿伦·雷乃唯一一次在三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标志着阿伦·雷乃由一个出色的纪录片导演走上了先锋导演的道路，这样的变化在阿伦·雷乃的整个导演生涯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纪录片到实验色彩浓厚的先锋作品再到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信手拈来，不同阶段的作品形式差异如此之大，似乎他在从不疲倦，从不满意地不断尝试不同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阿伦·雷乃大概是属于那种很难从视听上被辨认出来的导演，他的特点从来没有怎样明显地体现在镜头上，而是更多地在与不同编剧合作的过程当中，阿伦·雷乃在不同的故事当中注入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人生体悟，他的融入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而非形式层面上的影响，这使得阿伦·雷乃的影片始终处于不同外衣的包裹之下，始终充满变化和惊喜。
    这种对于文学性的高度倚重在阿伦·雷乃的影片中呈现为一种近乎为晦涩的表达，正如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一样，法国知识分子的哲思习惯和雷乃自身的贵族气质形成了影片的最大特色。但是正如让·雷诺阿所说“阿伦·雷乃想以自己的一生所有电影只讲述一个道理”。对于阿伦·雷乃这样的电影人来说，现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思想的影子，只是恒河沙数当中贫瘠偶然的个例。雷乃始终在影片中热衷于表达的“一个道理”，正是他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当中呈现和探讨的，关于过于与现在的关系。
    这个高度形而上的命题贯穿了阿伦·雷乃的整个创作生涯，其实从此前的纪录片《夜与雾》就已经开始了，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过去和现在的纠缠关系更是上升到了近乎纯粹哲学的高度，X先生和A女士之间地不断回忆和拉扯最终将回忆和现在混为一谈，“去年”和“马里昂巴德”这两个本来明确标示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随着影片的进展都失去了作用，是去年还是今年，是在马里昂巴德还是其他地方，不仅故事当中的人物无法区分，观众们也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或者说失去了判断的耐心）。阿伦·雷乃展示地这个过程极具有挑战性，对于X和A来说，维系他们关系的唯一东西就是X口中所说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一段时光，A的否认和X的极力证明都恰恰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过去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无法证明。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过去，都是可以被改写的——正如X所做的那样，一遍遍地描述，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所谓过去，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印象，那么由谁来写入不是都一样吗。A对于去年和马里昂巴德的所有印象都在随着影片当中X的“死缠烂打”当中一点点被建构起来。而对于观众来说，正是影片最后A对于X所说的话终于选择了相信，这样的结局造成了我们对于过去的彻底不信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因为矛盾的解决——X终于说服A他们去年发生的故事，并且决定一起离开——本来是具有让人心满意足的效果的，但是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当中，却完全起到了相反的效果，阿伦·雷乃在这里对于过去事件的高度怀疑态度最后传达给了观众，以至于让我们在看完影片之后比看影片之前更加困惑。雷乃本来就不是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是来指引我们往更深的地方去质疑的。
    与对于过去的态度相反的是，阿伦·雷乃显然更重视，至少是更愿意投入更多的篇幅去展示当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方式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时间线性上的因果联系，因为X口中过去的不确定性，它对于现实失去了传统的意义，而现实，本身则成为了无头无尾的孤立存在。影片中所有的人物，没有背景、没有来历、没有前史，甚至没有姓名没有身份，在这座豪华的大宅之中，所有人漫无目的，毫无动机地游乐。而对于X来说，他从现实去定义过去，则彻底打破了线性时间关系当中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在影片当中，当下——无意义的空白的当下，成了一切的原点，甚至先有了现在，才有了过去。正如阿伦·雷乃自己所说“现在和过去共存，但是过去不应该只存在于闪回中”，《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彻底地实践着雷乃的自述，现在和过去被并置，被糅合，被交杂，影片从哲学观念上破坏线性时间关系的尝试正如戈达尔在《筋疲力尽》中从形式上破坏这种关系所带来的革新一样，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迷宫的美

    雷乃对哲学命题的晦涩表达形式的探讨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发挥到了极致，对于记忆、时间、想象、编造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直接地呈现于银幕，内容的佶屈聱牙转换成了形式上的开创，《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构建了一个迷宫——故事的迷宫，也是形式的迷宫，雷乃像一个兴致盎然的导游，不是引导我们找到出口，而只是尽情地在迷宫当中徜徉。
    这种没有尽头的徘徊感直接展现在影片的镜头上，流畅运动的镜头如优雅的舞步一样，在豪华布置的房间之间来回穿梭，但是却像迷路的人一样漫无目的。影片开头伴随着X的重复的呢喃，一个几乎是90度的仰拍镜头展示着天花板和立柱上的细致的花纹和装饰，吊灯、门廊、华丽的内壁，影片从一开始就构建了一个这样的空间，华丽奢华，细节丰富，但是却是空洞的，因为在刚开始的5分钟的镜头当中，除了被作为布景展示出来的四周环境以外，没有人物，也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出现。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一座废弃的大屋，仰拍的镜头更加剧了这种空虚感。雷乃展开故事环境的方式非常独特，他直接进入细节描述，直接切入内心活动当中，这造成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把握这个故事的走向，更何况，雷乃还没忘记利用镜头上的小技巧来继续破坏我们的观影习惯。在接下来的镜头当中，走廊深处走过来一个侍者模样的人，但是还不等他走到足够我们能够辨认的距离，镜头又突然地结束了。影片在这里唤醒了观众对于传统叙事习惯的条件反射，但是又迅速地打破它，同样的例子在接下来的几个镜头中不断出现。在上演话剧的房间内，我们首先看到衣着精致的上流社会男女们如雕塑一般纹丝不动，镜头掉转，我们看到舞台上正在上演的话剧，镜头缓缓地向女主角推进，但最后却越过女主角，移向她投射在布景上的影子，但又在中途突然中断了，观众的注意力再一次被戏弄。这种细微的挑衅意味，在这部影片当中，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意义，雷乃挑战我们的观影习惯只不过是为了整部影片在结构和叙事上的更大胆的尝试预热而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随着影片的进展，这种挑战一步步展现出本来面目。在整部影片的叙事过程当中，镜头始终扮演着这种用否定性来摧毁我们的惯常思维的角色，阿伦·雷乃利用这样始终指向不确定性的镜语系统，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这个故事的核心特点，也就是评论家反复提到的“暧昧性”。雷乃在影片故事上构建的无头无尾的故事，和在运镜上保持的游离在故事之外的独立性始终将观众裹挟在混沌不清的迷雾当中，他不仅将本身存在不确定性的东西（例如X和A的未来）放进讨论的框架当中，同时也赋予在通常观念当中切实无误的东西以暧昧性，甚至在随着影片发展，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在一开始怀有的疑惑和理清来龙去脉的努力，不得不接受了这种不可解释的状态。雷乃在影片当中表达的思考，同安东尼奥尼有种某种相似之处，在一个荒诞不经的前提之下，去窥探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最大软肋，去质疑我们最不敢质疑的我们存在于世间的合理性。
对《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做这样理论化的解读是很费力的事情，阿伦·雷乃的影片也并没有形成一种强制地追求形而上意义的力量，在这部影片当中，雷乃在外在形式上的伎俩，即使在我们不去解读它们背后深意的情况下，同样具有相当值得玩味的地方。例如在X向A描述它们去年怎样在马里昂巴德相遇和聊天，在水池边讨论一尊古希腊人物的雕像，随后X说到另一座雕像，并且伸出手邀请A“请跟我来”，随后镜头剪辑到“现在”，在豪宅内的楼梯上，X伸出手邀请A。这是一个惯用的动作剪辑，但是同时构图上的反向效果，景别的变化又同时区分出差别，两个镜头的拼接方式在这里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剪辑形成的对比和联系效果，雷乃将他对于影片形式的要求和风格彻底地贯彻到了每一个角落，也正是因为这样，《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呈现是高度的完整性，影片所搭建的迷宫正如那座豪宅一样，富丽堂皇，毫无漏洞，一切梦境和幻想都优雅而流畅，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自然运动当中，影片最后刷新了我们对于电影时空观念的最初体验，制定出新的表达规则。

文学的电影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通常会和《广岛之恋》一起，作为阿伦·雷乃的早期代表作和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被反复提及，但是同时，《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创作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对影片的影响绝不亚于导演的人存在，这就是编剧阿兰·罗布-格里耶。
    雷乃对于文学文本的高度依赖成为他，以及整个左岸派区别与电影手册派们那些即兴创作的作品的重要区别，从《广岛之恋》来自杜拉斯的小说，到2012年宝刀不老的新作《你们见到的还不算什么》改编自戏剧作品，雷乃和剧作家的紧密合作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手册派们所口诛笔伐的“优质电影”的作风。也正因为如此，阿伦·雷乃身上作为一个典型法国知识分子特点和贵族气质通过一群和他同样的“老人”们（雷乃和格里耶1922年生，杜拉斯1916年生，比新浪潮主将们年长十岁左右）一起，利用传统艺术为基础，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新形式，完成了电影艺术的革新的另一种可能。阿兰·格里耶和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两位在文学界名声显赫的人物，在进入电影界和阿伦·雷乃合作之后，也各自走上电影导演的位置。法国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的传统——不管对它褒贬如何——正是通过这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了延续。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仍然是一部文学的电影，格里耶所呈现在剧本上的东西几乎就已经是电影的全部，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阿伦·雷乃对于影片的贡献，而是正如格里耶自己所说，他和雷乃在电影观念上的不谋而合使得他提交给雷乃的电影剧本几乎没有太多的修改，而两人对于细节的修改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以至于格里耶从土耳其回到法国看到《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成片的时候，认为自己想要表达东西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了。当然，格里耶在剧本前言里这一番客套和对于自己与雷乃观念的高度契合当中含有相当的自谦成分，但是仍然不可忽视的是，正是阿伦·雷乃对于文学文本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格里耶的第一次编写的电影剧本能够完整地被呈现在银幕上，而这部影片也自此才能成为影史经典。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阿伦·雷乃更像是一个中介，他顺利地将不同的艺术门类嫁接到电影艺术当中，他对于电影手法的创新和改造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进入和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新的空间，只在这一点上，阿伦·雷乃就居功至伟。

    阿伦·雷乃像所有的殿堂级的大师一样，被无数人贴过无数个标签，被当做一场美学革命的旗手和领军人物。但是同时，雷乃又确实是复杂地难以精准定义，那个年代的导演很少有人会像他这样，身处激进风潮的最核心却始终保持儒雅沉静，始终不紧不慢，他并不像手册派那么激烈地抨击“优质电影”，仅仅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不会去拍那样的电影而已”，他不像戈达尔那么热衷于政治和实验，似乎永远都站在风口浪尖，也不像特吕弗那样柔软敏感，孩子气十足，而雷乃正如他本人所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样子一样，永远整齐干净的头发，黑西装红衬衫，一副墨镜。当他进入耄耋之年，再回顾自己曾经的先锋年代的时候，他说“那是一个渴望逃避和寻求逃避的年代，我唯一能做的是不要逃避，不要让电影成为遮住眼睛的一块布”，不仅仅是人至暮年的自省和反思，雷乃热爱电影，热爱艺术，但是他从不会借电影之名自欺欺人。读懂雷乃的坦然和简单，或许我们才能够明白，在他人到晚年之后，为什么还能一部一部拍着电影，为什么还能制造出那么伟大和让人惊叹的作品。
    时间回到1961年，当年《去年在马里昂巴》上映之时，美国的影评人写道：“雷乃是电影界的乔伊斯，他的电影是电影里的《芬尼根守灵》”，如今92岁高龄的雷乃与世长辞，幸好还有电影为他守灵，也许正如乔伊斯笔下所写那样，阿伦·雷乃身上对于艺术电影的热情与执着，也会随着威士忌的酒香而最终苏醒。


（原载《看电影》2014年05月下）

阿多诺在谈论勋伯格的"无调性"(atonal)音乐革命时，说到这种革命的意义即在于：一旦它发生了，便不可能再回头了。当然作曲家可以继续写“有调性”的音乐，但它已经失去了之前的那种没有反思的直接性：这种重回“有调性”的谱曲只能当做对“无调性”的不满，再也不能是它自身了。因此任何假装这场革命未发生过的作曲家（例如拉赫玛尼诺夫），就免不了给人虚伪的怀旧感。

罗伯-格里耶与“新小说派”对巴尔扎克式小说的革命意义亦在于此。即便你写的像巴尔扎克一样好，但无视既有的革命，仍然沉侵在18世纪“故事性”小说的写法里，就是虚伪不真诚的烂小说。顾彬对莫言的批评就是这意思。这就像中国目前满大街的仿古建筑，它们只能被理解为对49年以来苏联共产式建筑风格的不满，作为建筑物本身就只能是糟糕拙劣的仿冒品。

如果说新小说派与勋伯格的音乐有许多相似点应该不是没道理的。事实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配乐本身就是无调性的。电影亦是由大量的断片拼凑而成，镜头与表演具有极强的形式感，现实不再是黑格尔断言的那样由概念演进成为具有必然性的整体，而是以阿多诺的方式呈现：现实只能作为一种“碎裂的”与“断片的”总体性的形式出现。

作为出了名的“瞌睡片”，这电影可以说是敌视观众的。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看不懂”，因为观众本身在这里就被作为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给处理了。碎片的、非理性的、梦呓式的表现，就是为了不被整合、编织到大他者的叙事里去。每一段碎片都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对话不知所云也没有逻辑，就是为了不满足观众在一个完整故事里能获得到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从人类编神话的年代就开始寓于故事中了。

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经历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的摧残，哲学和艺术也合乎情理表现的特别反对同一性和合理性。纳粹喜欢剧场感和故事性很强的瓦格纳，毕加索就丢给他们一个支离破碎的《格尔尼卡》。梦呓与癫狂成了个人的避难所，不会也不能被编排到极权主义的故事里。

今年上海电影节的主题是纪念法国新浪潮电影50周年和希区柯克诞辰110周年。所以这次电影节上展映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数新浪潮和希区柯克的电影作品。

今天下午在星美正大影城观看了这部名声在外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面一副几对男女在花园中的长镜头静止画面成了电影构图经典中的经典，那种欲说还休的纠葛就借助这疏离而又关联的站位展现在观众们面前。由于电影刚开始放映时，字幕和电影里的人物台词有些对不上，导致放了十多分钟后停止，再重头放起，这次字幕总算和电影台词能基本吻合了。

其实不看字幕也可以，电影本身就是意识流的。画面很美，法语听上去又特别高贵、优雅，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感觉就象是在听某人向你诉说衷肠，那么悦耳、那么蛊惑人心。以前的欧美电影，人物造型都很美，象画里的人，浑身散发出魅惑的气息，特别是女主角，美艳不可方物。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个男人不停游说一个有夫之妇，称他们去年曾在此地碰见过，并幽会过，彼此间有着诚挚而热烈的感情，他在极力说服她离开丈夫，和他去私奔。女人则很恍惚，一开始很怀疑男人的言辞，不置可否，她不记得去年在此地曾遇见过他；而他在用细节不停地打动她，说服她。回忆有时和梦一样，好似虚无缥缈，摸不着，看不见，但却又真切地出现过，就在那儿。在这里，回忆让我们觉得即使不可能的又是必需的。故事情节虽然是跳跃的，发散的，如同人的思维，但却形散而神不散。故事虽然简单，但说故事的手法一点也不简单。电影里有不少停顿画面来展示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有闪回，有插入，还有许多静止的大特写···许多专门的电影术语我不懂，但看了这部1961年拍摄的电影，忽然发现什么“子弹时间”，都是前人玩过的。虽然那时的技术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演员在表演停顿画面时，好象胸脯还在起伏着进行呼吸，但那时的观念绝对比现在超前。现在的人只会炒炒以前那些大师的冷饭，有的甚至连冷饭都炒不好。

故事内容虽简单，但在阿伦·雷奈的导演手法下，散发着形式上的美。这种形式的美又隐含着很多微妙的细节，似乎深藏着生活的哲理。电影最后丈夫M说：你以为你不会在这座规则的花园里迷路，但你最后会迷失在这死寂的黑夜里（如果我没记错，字幕大意如此）。此时，女人A似乎已在男人X的不断游说下，下定决心和男人X出走了。

这部电影让我们思考：婚姻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爱能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牢固么？有爱就有婚姻么？即使现在坠入爱河，以后还能一直沉浸在爱河中，不会再次出轨么？回忆是什么？梦是什么？它们之间有关联么？回忆和梦有多真实？多可信？

可惜，或许有的观众觉得这故事太闷，没有全身心投入进去，看到半途，就打起瞌睡来。真是遗憾！

总体来看，电影象是在描述一段如梦似幻般的回忆，里面有多少真实性，很值得推敲和商榷。就象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部电影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它把形式做到了极致，甚至可以拿形式来替代故事内容对其进行一番全新的阐述。

在此，再顺便多说几句题外话。我还买了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和《后窗》的电影票。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是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而《后窗》的女主演是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金发碧眼的她身上有股自然的优雅、冷艳之美。Grace的英文意思也就是“优雅”，后来她成了摩纳哥王妃。而希区柯克也特别厚爱她，在格蕾丝成为王妃后，他曾多次邀请她复出拍片，可惜碍于王妃的身份，她无法再抛头露面。电影《迷魂记》中，希区柯克把金·诺瓦克（Kim Novak）当作是格蕾丝的替代品，该电影也揭露了希区柯克对金发冷艳美女的痴恋心态。本来，我还想买周日的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朱尔和吉姆》与《精疲力尽》，可惜，那天我要上班，只好先忍痛割爱，舍弃了。在修改此文时，我和别人换班成功，终于可以去看了。哈哈，很喜欢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和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期待特吕弗和戈达尔。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观念中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观众，无法在实践中去体验和感受影片的情感氛围，它以想像时空作为创作背景，我们难以断定影片中叙述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也许有过，也许从未发生，它并非发生在镜头底下，而仅仅是导演印象的产物，这颠覆了光影在传统电影美学中的形象和地位，镜头也许不止于纪录的功能，它甚至可以呈现幻想中的视觉产物，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正是以迷宫式的空间，迷一样的时光流逝，迷一般神秘的事件和话语，主要以非物质的视觉形式探讨精神领域的，纯粹心灵上的感悟。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推崇情感，轻视理性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导演们受超现实主义影响较深，创作者们汲取文学中的自由意向，往往在虚幻的意识与真切的现实之间纠缠不清，《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即为其中的典型。这部影片的编剧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兰罗布葛里耶（ALAIN BOBBE GRILLET），他认为镜头比起文字更能描绘人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更适合时空的跳动，更适合现实幻觉的交错。这个观点和导演阿伦雷乃一拍即合，导演在他第一部剧情长篇《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中即强烈地表现了他对角色内心世界的迷恋。那么镜头纪录人的内心凭借的是什么元素呢？我们从角色的对话中基本上掌握了一个故事（STORY），通过对这个故事的描述，带出种种可供揣摩的成分，不妨把台词（WORDS）作为切入点。

叙述者的独白表明影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然而叙述者就是故事中的人物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多处闪现的独白有的是来自角色本人的主观声音（SUBJECTIVE SOUND），有些却是听起来毫无干连的画外旁白（VOICE OVER NARRATIVE），两者不完全重合，这种间隔造成多重叙述主体的假象，影片首先在叙事角度就拉上了一层朦胧的或然性，我们难以确认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否在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故事本身是模糊的，叙述者的身份同样模糊，事实上连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模糊不堪，去年他们遇见的地点一定就在马里昂巴德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它发生在弗德里克斯巴，发生在卡尔斯塔特”。正是这种不确定、无定型的艺术效果，将导演关注人类思维的旨趣表露得详实无遗。

台词占了影片绝大部分的篇幅，这些台词可以归纳为交谈的部分和角色的内心独白部分，从男人对女人的侵略式交谈语言中浮现出一个迷一样的故事，这名男子是不是真的在一年前在旅馆里遇见过这名女子？这个故事是在语言里诞生的，它跳不出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的约束，它只能在虚构的环境里面合乎逻辑，语言无法确立这个故事，语言无法创造存在的事实，一系列对当时情景的描绘可以是试探，可以是诱导，可以是心理布局，也可以是语言催眼，甚至可以是一种精神强迫，女人在这种语言的强制入侵之下焦躁恍惚，迷失在语言创造的迷宫里。导演有意识地强调语言世界的虚无和不可捉摸的欺骗性，他处理的不仅是对话中的回忆，他还处理了语言的特征，处理了语言在影片结构中的位置，不得不承认，整部电影已经被导演打造成一做华丽迷离的语言迷宫，如同故事发生地所在的那座精雕细琢的旅馆，我们难以在语言的迷宫中找到破解影片玄机的出口，正因为语言表述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如同旅馆外面的那座奇异的花园，我们难以知道旅馆是否有出口通往这座花园，花园也许就是想像的产物，因为它总是出现在角色的叙述中，它或许只是一座抽象的花园。

通常台词是当前画面里的台词，这种传统格式被这部影片打破了，语言和画面不相匹配而突兀地分离开来，大部分交谈的内容相映衬的是回忆中的画面，确切的说那还不一定是回忆，也许仅是虚构。在语言的空间里，虚构的情节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关于他们去年相遇时的场景不停变换，叙述者叙述的却仍然是同一处场景，他可以任意建立和打破回忆里或虚构情节中的事态，但听者却接受叙述者叙述的情节，在自己的思维中构造一个标准雏形，这个雏形相对是稳定的，在叙述者的语言下不断填充完善，这是一个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一方捏造回忆或者擅自虚构，另一方凭借外来的那些不确定的信息不断追求真实，这里头的虚幻与真实充满了变数，真假难分。从神情和态度来看，作为叙述者的男人是真诚的，而在怀疑与相信之间摇摆的女主角显得飘忽而缺乏真实感，但在他们之间想象出来的关系中，在他们的情感互动中，女主角的神态、性情都异常真实起来，她活像一个脱胎于虚拟世界的真实产物，可以看出，导演完全抽调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而在语言环境里作意识上的表达。

这时我们可以说这部影片的叙事载体更多的体现在语言上，这与传统电影创作理念是不相符的，旧的观念要求电影与戏剧保持严密的联系，电影应该与戏剧一样有明确的贯彻始终的剧情。而这部影片中戏剧性电影元素的缺失造成了它在结构上的晦涩，基本上看不到戏剧性的镜语，削弱了镜语在讲故事上的作用，镜头的叙述功能变成了镜头的呓语状态，镜头表达的不是事件的发生顺序，而是角色的内心世界，它没有遵循蒙太奇的叙述规律，而是一种着了魔般的声影蒙太奇，它让镜头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来回游荡，这种现实与回忆交错重叠的技术效果，在形式上确实与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GODARD）那狂乱的跳接（JUMP CUT）手法有相似之处，它们不服务于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们甚至破坏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们不会改变过去”，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台词，而我们看到的故事（如果说有故事的话）恰恰是片中的男人企图篡改女人的过去，按传统线形叙事模式（LINEAR STRUCTURE）的话必然会陷入形式上的困境。影片打破叙事结构的僵局，饶有兴趣地用大量闪回及虚实难辨的镜像填充结构上的叙事过去（NARRATIVE PAST），吸引人的是，这里的闪回（FLASHBACK）并不能确定就是记忆中当时情景的呈现，它也许是虚构的，既然是虚构的话，就也许与叙事时的时间点重合，它也可能是叙事当时（NARRATIVE PRESENT），这种复杂、多重的叙事模式极大丰富了电影技巧，导演阿伦雷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这一点上。

不仅仅是迷幻的文学语言和精彩的叙事结构，对时间概念的迷恋，现实与回忆的交错，封闭的内景与活跃的内心世界，雕塑般冷静的人物形象与暗潮般汹涌的思想情感，看起来矛盾的元素，却是阿伦雷乃最清晰的气质。
我们从未想使本片妥协于什么明确的意义，我们永远希望它带着点暧昧，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实中复杂的事物到了银幕上就清晰起来了。——阿伦雷乃